奴隶制是当时惟一能使英国政治气候升温的殖民地问题。历届政府忙于废除奴隶制，安排解放奴隶的前途，补偿奴隶主，查禁奴隶贸易。除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之外，没有人关注中42国事务。广州贸易的发展状况仍然令人满意，杰出而清廉的阮元出任两广总督，1820年，一位精力充沛、勤勤恳恳的皇帝即位。16

道光皇帝是年38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老皇帝乾隆身边度过童年，继承了祖父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也许会遭遇困境，却是世界上惟一文明的社会，周围都是只关注蝇头小利的蛮夷，这些蛮夷冥顽不化、令人生厌。道光仿效他父亲嘉庆的节俭，穿打补丁的旧朝服，饮食也很简单。30年后，他在临终前下令不准在他的墓前设立功德牌坊，以表他的个人缺陷和未能拯救帝国。道光皇帝即位后虽力图振衰起弊，派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但在鸦片战争中，举棋不定，时战时和，最后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军投降，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位皇帝在官吏的奏折上所作的批注，表现出面对艰难使命时的得体和奉献精神，令看过的人不由为之动容。许多腐败的官员要么死了，要么隐退了；一些品格高尚、精明干练的官员忠心耿耿地辅佐道光，其中既有满人也有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皇帝的近亲，党羽遍布整个国家。穆彰阿较少使传统的汉人裹足不前的成见，与洋人发生冲突时，他的支持者主张采取妥协政策，这种政策遭到力主抗拒外国势力者的严厉抨击。然而，所有的人，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甚至皇帝本人，都十分危险地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阮元注意到鸦片贸易后，立即禁止从黄埔和澳门输入这种毒品，公布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在广州逮捕了一批鸦片贩子和吸食者。鸦片商人并没有放弃、哪怕是限制这种贸易 这是不可想象的 而是为这种贸易披上一层稍微正当的外衣。“快蟹”船形如蟹，没有炮械，有水手百数十个，左右各五、六十快桨，行驶如飞，水师很难缉拿。

鸦片自印度运来后，不再直接送到黄埔，而是运至珠江入海口一个便利的碇泊地伶仃岛，卸到固定停泊在那里的趸船上。这些趸船为私商所有，由私商配备船上人员。接下来，私商在趸船上与广州的中国买主谈好价格，达成交易后把货从趸船卸到一种快速小平底船，这种船为中国人所有和操作，被形象地称作“快蟹”或“爬龙”。图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水师追击鸦片船。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近海防御部队算不上是一支海军，43他们满足于偶尔驱逐这些大帆船，在每年交易季节结束时追击掉队的鸦片船。他们在追逐的时候慢慢腾腾，而且礼貌地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整个舰队全力开火。北京很快就会收到报告。“这场闹剧上演数天之后，一道文告昭示全国：天子的舰队经过一场恶战，把番鬼打得抱头鼠窜”。17

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19世纪2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里价值不菲的存货；一位美国海员被移交给中国当局绞死（特拉诺案1821年，“埃米利”号船上的水手特拉诺扔了一只陶壶，正好砸到下方小船一名卖水果的中国妇人头上；结果这名妇人落水而亡。中国当局要求交出特拉诺，美国人最初坚持必须在船上审判，最后特拉诺被交付中国审判，他被判有罪，次日即遭处决。此判决之重，处决之速，都违反了清律意外杀人的量刑与处决程序。 译注）；一些英国海员被控在伶仃岛斗殴，但未判绞刑（托佩兹案）。这些不幸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因为各方都清楚意识到，维持现有体制的稳定即意味着丰厚的利润。1822年，十三行发生大火灾，大火连续烧了两日，夷馆、洋行多间被烧毁，损失惨重。据统计，11家洋行未被烧的只有5家。

抵达或运出伶仃岛的所有货物都是免税的，就连完全合法的货物也很快从黄埔转到河口进行交易，节省的税金可以绰绰有余地弥补额外的运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