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不断发展，虽然售价未涨，进口数量却稳步增长。1821年，4，770箱鸦片共售得8，400，800元；1826年，9，621箱鸦片只售得7，608，205元。拓展市场的举措非常奏效，1830年，鸦片进口量几乎又翻了一番，达到18，760箱，这与1820年之前30年间的平均4000箱左右的进口量不啻有天壤之别。广州的英国职员把合法贸易与走私贸易脱钩，便可以推脱一切责任，甚至根本不承认有鸦片走私一事。特派委员会前主席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曾在广州住过17年，1829年，他在下院委员会被问及，鸦片是否贴上了公司的标签，他断言：“我此生从未见过一箱鸦片，因此我无法谈论此事。”德庇时为人诚实，应当严肃对待他所作的这个声明。倘若换一个环境，即使考虑到他必然很清楚哪些地方不应该去看，这个声明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在广州的欧洲人（东印度公司职员除外），都在忙于把尽可能多的鸦片卖给中国人。但是，广州颠地洋行簿记员亨利先生在同一个委员会的证词，佐44证了德庇时的声明，亨利先生也是“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箱鸦片”。18

由于道光封禁澳门、黄埔，鸦片贩子就转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上，在那里设置趸船。鸦片拍卖收入虽然对印度政府颇有助益，对经营其他货物的英国出口商却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中国出售商品的机会大受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鸦片贸易的巨大诱惑，也因为东印度公司仍旧把持着对华贸易专营权。1820年7月10日，那些获准直接经营英国出口商品的商人首次公开施压，他们向下院提交了一份陈情书：“曼彻斯特、萨福德的城镇以及邻近地区的数位商人、工厂主和其他居民 要求与中国广州港开展贸易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新加坡的主权得到维护，如果上述要求与我们国家的良好声望和荣誉并无抵触的话。”此时，利物浦勋爵的托利党政府正为卡罗琳王后与乔治四世的离婚案，以及稍后的彼得卢大屠杀 抗议农民生活艰难的示威者遭到警察开枪射击 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曼彻斯特人的陈情书，陈情书“被下院搁置起来”。1824年，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不过这项决定是印度总督做出的，他认识到一个靠近中国的商站在贸易上的重要性，认可了斯坦福德·莱佛士5年前从柔佛苏丹手中买下这个岛屿的行动。

随着蒸汽机的普及，动力织布机迅速取代了手工织机，纺织业成为19世纪英国工业的支柱产业。

1820年陈情书乃是一种错觉的最早版本，在19世纪其余80年里，英国人始终没有摆脱这种错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英国工业化的步伐加速，蒸汽动力得到广泛运用，工厂生产组织出现，从而日益迫切地呼唤开拓新市场。工业革命的先驱、兰开夏的棉纺业走在了这一进程的最前列。1820年，这个工业部门仍是手工工人的天下，但是动力织机正在迅速排挤个体手工工人；1813年，英国仅有2，400台动力织布机，到19世纪20年代末，动力织机已达55，000台，1850年达到25万台，产量占英国棉布出口总量的一半。工厂化生产方式传播到其他行业，很快加剧了对新市场的贪婪需求。欧洲和美国开始追赶英国，并在日后赶超英国，英国出口商们为此更加焦急不安。中国幅员广大，是最大的一个尚未开放的潜45在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令英国商人激动不已。他们急不可耐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首先，放宽广州贸易的限制，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其次，开放其他通商口岸；英国把一座港口据为己有；鸦片合法化；批准各条河流自由航行；降低关税；只要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中国百姓就能高兴地买到斯塔福德郡的金属杯、伯明翰的茶盘和兰开夏的上衣，英国人修建的铁路将使中国人廉价地获得所有这些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