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傻瓜躺在这里，他企图欺骗东方拉迪亚德·吉卜林伦敦寻求谈判之际，广州局势再起风云。商船水手与当地居民在伶仃岛发生争斗，两广总督把这场争斗归咎于“死不悔改的恶魔莫克尼亚克（马地臣）”，马地臣却在1833年6月16日写道：“我们在此一无所获，事态平稳，总督看来已拿定主意，只要条件许可就以通达的心态来管理外国人。”1广州当局意识到外国商人中发生了变故。很显然，英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以中国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导致了商人群体的人事变动。在清朝官员看来，洋人由谁来做代表都行；只是洋人必须明白一点，无论什么人与朝廷谈判，都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既定的基础。

此时，负责指导对华新使团的外交大臣，是那位热情洋溢、往往是咄咄逼人的巴麦尊勋爵，但即便是他，也不可能满足广州商人的请求去胁迫中国。1833年12月，政府任命了一个使团前去接替特派委员会，他们受命以最温和的言辞行事；使团的成员 日后以“驻华63商务监督”而闻名 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所有不必要的恐吓性语言 以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研究如何维持善意而友好的谅解，确保所有英国臣民认识到服从中华帝国法律和习俗的义务”。2

使团应当“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中国人民或政府嫉妒和怀疑，违背其信念和成见的行为、言辞和态度”。他们将前往广州，遵守现行的、习惯的联络方式。批评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的人士应该承认，这种政策是以良好的愿望为开端的。

不过，众所周知，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糟糕的结局。驻华商务监督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督英国商人，为此，他们被授权在广州或任何一艘英国船舶上组建拥有刑事和海事审判权的法庭。这么做是基于两个不大可能实现的假定：中国人会容忍他人在自己的国家僭越行使司法权；固执的英国臣民会接受该法庭的裁决。威灵顿公爵就不赞同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以为有权任命行政长官，那将是个错误”，查理·福士爵士尖刻地指出：“想当然地以为皇帝陛下会甘愿忍受 夷人 的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那是大错特错了”，他还嘲讽驻华商务监督“被授予了前所未闻的权力 惩处一切违法行为（当然，走私不在其列！）”。3

巴麦尊想兼顾各方意见，他有权颁布枢密院令（公开地）组建法庭，私下里却指示首席商务监督不必遵从枢密院令，“除非已思之再三”。4

辉格党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英国政坛纷争不已，辉格党人在议会两院都欠下了支持者的人情，尤其是喧嚣的托利党人占绝对多数的上院。《改革法案》通过后，有功之臣纷纷登场，其中一位就是早先以《关于通常适用于伊特里克森林多山地区和苏格兰畜牧区的切实可行的农业贮藏方法的论文》而广为人知的律劳卑勋爵八世威廉·约翰·律劳卑。

第三章 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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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邓多纳德勋爵托马斯·科克兰以勇敢著称，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海军英雄之一。《改革法案》艰难通过的过程中，律劳卑勋爵在上院贡献良多，但他未能凭借世袭权获得永久的上院席位。律劳卑不是英国贵族，只是一名苏格兰贵族，因此，他若想进入上院，必须由其他苏格兰贵族以选举方式推举他为代表，可苏格兰和爱尔兰贵族只有权分别推选16名代表进入议会。未当选的贵族可以竞选下院议席。5举例来说，巴麦尊勋爵就是以爱尔兰贵族的身份跻身下院达16年之久。自1824年以来，律劳卑一直是苏格兰贵族推选的议员，他是坚定的辉格党人，为辉格党提供了可靠的一票。但是，1832年，托利党人占多数的苏格兰贵族决定不再推选他进入下一届议会。按照以往的规矩，律劳卑拥戴的政党要为之提供足以报答他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