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德庇时在致外交部的函件中对义律的评价，预示着义律会有更好的前程：“那位绅士的才具、知识和气质，极为适于担任派驻这个国家的首要职位。”

68

律劳卑使团收到的指令固然值得赞赏，使团失败的命运却早已注定。究其原因，使团首领毫无责任感可言，而且给他的指示只有三言两语。巴麦尊的指令在其他方面都颇为得体，也确实表现出修好的意向，但指令中有一句将导致灾难的话：“阁下抵达广州后，应即以信函通知（两广）总督。”这寥寥数语将导致两场战争并带来巨大的痛苦。

外交部正确地认识到，必须重新启动濒于停顿的广州贸易，不能冒任何被拒之门外的风险，否则就会重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覆辙。国王陛下的出访官员、一位贵族向中国皇帝的地方代表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起码的礼节？但是，中国人可不这么看；他们的外交礼节只有两种选择：律劳卑要么作为进贡的使者，这样的话他必须到北京觐见，行相应的大礼；要么他以大班的身份来华，这样的话他必须得到许可方能进入广州，他必须以通行的方式与行商和户部讨论有关事宜，只能用“禀帖”（恳求书）来与中国官员联络。然而，没有哪个商人，不论他自称有多么高贵和显赫，胆敢接近身为太子少保、官居一品、戴双眼花翎的两广总督，而这正是律劳卑被指令要去做的事情。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使团乘巡洋舰“安德洛马”号抵达澳门。中国人注意到该船更适合运送使节而不是一位大班。不过，“安德洛马”号因吃水太深，在驶往广州的途中搁浅，无法继续营造令人难忘的效果，使团不得不乘坐数艘小船溯江而上，慢腾腾走完剩下的旅程。前往广州之前，使团在澳门处理了一些事务，在广州担任大班特派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的德庇时赶来澳门加入使团。他在广州的继任者只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公司在广州保留了一个办事处，以协助清理贸易账目），年薪却有5000英镑；因此，德庇时提出自己应有某种补偿，薪水应当从“安德洛马”号离开英国之时算起，如同他当时已在船上就任新职。公司家具作价出售，皇家买下了公司的单桅帆船“路易莎”号 它不久之后将在珠江两岸69变得广为人知。

按照当时双方交往的惯例，律劳卑使团应该在澳门等待进入广州的许可。

图为19世纪30年代的澳门。

律劳卑迅速安排妥当这些事务，未在澳门久留，便不顾中国人的抗议，立即起程前往广州，把他的“看护人”德庇时和罗宾臣丢在澳门。这个举动非常轻率，正确的方式应当是，在澳门通知行商，告之新领导人已经抵达。接着，行商以得体的谦卑措辞向两广总督请求允许夷人入城。许可令发出之前，使团必须待在澳门。1834年7月25日，即抵达澳门后的第10天，律劳卑进入广州城，住在威廉·查顿提供的房子里。为难的户部向总督报告说：“午夜时分，一艘军舰上的小艇载着4名英夷进入广州，他们在英国商馆住了下来 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前来，无异于秘密潜入广州。”14

翌日，两位苏格兰人（译者按，律劳卑和查顿）一道进餐，两人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点。查顿得知3名商务监督中有两人来自东印度公司，便愤愤不平地向马地臣抱怨说：“你若是知道第二和第三商务监督都是商馆指派的人，一定会吃惊的。我敢肯定广州侨民将一致谴责把国王与公司混为一谈 我不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可我不会说什么。”15

不过，他希望至少首席商务监督能倚仗皇家海军的威望和力量，威吓中国人改变贸易条件。

这正是律劳卑乐于扮演的角色，尽管英国政府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巴麦尊给律劳卑的指示有以下五个要点：1）一到广州，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两广总督；2）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3）设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4）除特殊情况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指令；5）除非有特殊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