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举措失当。

这项原则既非纯粹的利他主义，也不是经济帝国主义，而是表明绝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不管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近乎宗教狂热般地信奉自由贸易原则。他们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将造福所有国家，带来普遍的繁荣和更好的相互理解，还能消弭争端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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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是最大的贸易国，因此，英国只要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直到其他国家显然没有依照同样的规则竞争，英国工业被其他国家赶超，贸易保护的好处更为显著时，英国政府才在19世纪90年代抛弃了上述原则。

1842年1月，阿伯丁进一步阐明了政府的指令。香港不再被看成永久的英国属地，而仅仅被视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个军事占领的地点，女王陛下政府实现对华目标时，有可能归还给中国政府”。因此，该岛“应当被看成是单纯的军事地点，并且 应立即停止修建与上述观点不符的建筑物和设施”。阿伯丁担心，中国人将来会把香港的殖民地当作发动军事袭击的理由，因为“不光是商业机构，就连必备的长期驻军，都将构成持续的挑衅和诱惑”。最好是既避免维持一个殖民地的开支和麻烦，又能保障至关重要的贸易。

西人绘制的这幅画作于1814年前后，外国船只来到香港岛上的瀑布取淡水。

在这个阶段，香港极有可能获准归还给中国。但是，璞鼎查完全认同义律的观点：“保留香港是我惟一有意识地违背我所收到的新指令（1841年11月4日训令）的地方，在这个壮丽的国家度过的每时每刻都使我确信，我们占有这样一个殖民地，乃是必要的和可取的。”41

不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璞鼎查的这种态度。前特派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詹姆斯?厄姆斯顿爵士，依然力主占领舟山，抱怨香港“已经被称赞和吹捧到了极其不可思议的程度 从贸易角度看，在目前的状况和条件下，这个岛屿不但对我们毫无用处，也很难设想或指望它有朝一日能变成一个商业中心”。42

中国当时处于不利境地，若是英国提出割占一个更为可取的地方，中国实际上也无力反对；当英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中国谈判代表只是说 并无讽刺之意 “就这些？”

英国政府直到1843年1月4日才决定保有香港。当日，阿伯丁致函璞鼎查，告之政府125已认可《南京条约》。阿伯丁勉强承认：“批准书互换后，香港岛即成为英国王室的领地，你要尽可能迅速地组建那里的政府 你将管理该岛的政府，做好一切抵御外来侵略的准备。”批准书直到6月份才送达香港，同月26日，双方举行了正式换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