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国内维多利亚早期的人士一样，广州大班的继承人念念不忘社会等级观念。当时英国社会正在开始热衷于社会阶层的时期。摄政时期英国史上的摄政时期是1811到1820年的时期。 译注社交界较为宽松的气氛 广州和澳门的英国人亦步亦趋地加以仿效 已经让位于对绅士派头的自觉追求。英国政治家的个性有了变化：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文雅可敬，取代了辉格党人放荡不羁的贵族做派（梅尔本总145是习惯使用那些让所有听众都反感的语言）。到过英国的游客时常惊异地发现，英国的“等级体制如同东方的种姓制度一样绝对 令人难堪、闭塞而且不健康”。12萨克雷、狄更斯、特洛罗普和瑟斯蒂等人敏锐地记录下19世纪40年代的这种成见：“绅士派头意味着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幸福的毁灭和终结”。13

香港社会也是如此，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社会人数不多，这使得问题更加突出。香港的英国臣民有300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英国大农庄的人口，其社会差异却相当于英国一个郡。

起初，无可质疑地高居香港社会顶层的人物并非总督，而是驻港英军总司令、十六世男爵、近卫步兵第一团的陆军少将萨勒敦勋爵。萨勒敦魅力出众，颇具教养，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和出色的战士，威灵顿曾称赞萨勒敦“不论作为男子汉还是战士，都堪称陆军的楷模”。滑铁卢战役中，萨勒敦率领近卫第一团分遣队坚守在胡格诺花园，打退法国人的数次进攻，也正是他迫降了拿破仑的卫队，亲手接过了康布隆的佩剑。这位将军常驻香港，总督却不得不为外交事务东奔西走。不但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说全权公使是上司，但璞鼎查不论从等级、资历还是个人能力上说，均难望萨勒敦之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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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和总司令之下，有43位居民自命为绅士。人数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这个数字是璞鼎查认为必须任命的地方法官的数目，这些人有权审讯“频繁前往中国皇帝疆域的每一位英国臣民”。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究其原因，倘若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排除在外，无异于致命的冒犯。充当“太平绅士”，坐镇地方法庭，乃是乡绅阶层的特权和职责所在，地方法官有权被尊称为“大人”，从而与身为庶民的商人区分开来。在香港，如果一个人不是太平绅士，那么其身份就是“老百姓”；一位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地抱怨说：“ 大人 也卖东西，我也卖东西，彼此究竟有什么不同？”人们用颇为挖苦的方式表达了愤慨，尤其是那些没有当上太平绅士的人；1843年7月17日，《中国之友》刊登了一封来信（不用说，新闻记者没有被视为绅士）：“我们的总督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任命一群太平绅士（附带说一下，他们 在香港一无是处），他们的人数超过整个保安部队的三分之一，若是在英国，会有人相信这一点吗？”这种荒谬可笑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地方法官很快就被悄悄解职。

璞鼎查难以容忍上流社会的地位之争。他始终生活在东方，一直与印度人、士兵和东印度公司职员打交道，因而缺乏对付商业绅士的经验。像义律一样，璞鼎查发现很多商人脾气很坏，令人生厌，但与义律不同的是，璞鼎查脾气暴躁，缺乏耐性。璞鼎查爵士刚一回到香港，就身不由己地卷入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的冲突。当时，马地臣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调停在他上任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这场纠纷起因于兴泰行的债务问题。这家广州商行组建于19世纪20年代，是靠不住的数家行商之一，怡和洋行冒失地用巨款扶持这家行商，金额高达300万英镑。1835年，兴泰行倒闭，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行商委员会“审查兴泰行和怡和洋行的索赔”。不知是太缺乏圆通，还是刻意的预谋，兰斯洛特·颠地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如他本人所说，他“被随意地选中，以提供外国语言和账目方面的必备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