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对他们态度专横，加深了商人们的这种印象。璞鼎查在信函中流露出来的语气，或许会被乡村杂货商所接受，但在地位很高的商人看来，无异于难以容忍的侮辱，这些人认为财富足以使自己受到尊重，即使是全权公使也不例外。1842年12月璞鼎查写给广州英国商人的信函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英国商人请求在广州保留部分军队，最好还有“伯劳西伯”号蒸汽船，这位总督诘问他们：

此函的收件人，你们不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 可曾在任何场合、任何方面尽力协助执行我的安排，这些安排本是政府恭顺而真诚的举措，而政府已经为你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保护，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也正是你们一直乐于要求和期待的 我甚至可以质问，如果没有明确的危险，你们是否就不会恣意阻挠和非难你们如此热切地盼望加以完善的安排和措施？17

149复杂的土地转让问题成为导致双方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英国政府并没有认可义律最初采取的土地处置办法。阿伯丁勋爵自始至终排斥香港，即使批准《南京条约》后，他仍然在土地拍卖和使用期限问题上犹豫不决。1843年1月4日，阿伯丁向璞鼎查发出指令，指令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充斥着吞吞吐吐的暗示，：

土地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外国人和英国臣民被该岛实施的公平的贸易规定所吸引，前来该岛定居，并使之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那么，女王陛下的政府认为，完全有理由确保王室获得预期得自土地增值的全部利益。因此，女王陛下的政府正式提醒你，不得将任何土地作永久的让渡，最好是由当事人以向王室租借的方式保有土地，租约的期限可以足够长，以保证土地持有者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建造房屋。

在指令的末尾，阿伯丁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璞鼎查：

以拍卖的方式把土地分块出租，可能也是有利的。采取这种方法的得失利弊，你当然能够在现场做出最明智的判断。

从义律拍卖土地，到收到阿伯丁勋爵的谨慎提醒的两年时间里，香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棕棚草屋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雅致的石制建筑和运自新加坡的预制安装的木屋。从湾仔到市场的整个滨海地区，随处可见海军和陆军营房以及坚实的二层或三层石砌货栈。货栈的楼上是办公和生活区，这种格局大概是模仿广州商馆。在东角，怡和洋行开发他们的独立王国。山顶的缓坡上兴建起官方建筑，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建筑是一座宽敞的监狱，用来关押威150廉·坚的犯人，如今他已提升为少校。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建筑，如剧院、教堂和清真寺，仍旧使用临时性建筑。中央市场对面的集市十分兴旺，越来越阻碍城镇向西的发展，从而突显出早期规划的缺陷。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在更西面的太平山华人区为土地租赁人提供新房屋，这导致了大量的纠纷。

香港贸易的发展动力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义律最初拍卖的土地将转为终身持有的不动产。璞鼎查服从阿伯丁勋爵犹豫不决的指令，把土地租期定为75年，从而引起了土地承租者的极大愤怒。大概要等上数年时间，才能弄清楚是否获准续约，由此而来的混乱和不确定足以让任何人打消投资新项目的念头。鸦片商人虽然财源滚滚，也因为有权获得的赔偿迟迟不到位而愤愤不平。在前广州特派委员会成员胡夏米的促成下，1842年3月17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辩论。威廉·查顿在辩论期间少有地做了一次演讲，要求迅速支付赔偿：“再清楚不过的是，在考虑此次远征的花费之前，应当首先赔偿商人的损失。”

1846年香港英国高官的住宅。

璞鼎查发现香港这个地方令人生厌。他住的地方是一座新建的小别墅，虽然它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总督府，与他回到印度后所能享有的宫殿相比，简陋得可笑。他完成了与中国人达成和解的使命，又不乐意承担千头万绪的组织工作，这个任务再次落到了勤勉的参逊和厉行纪律的威廉·坚身上。立法局和行政局的瘫痪大大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