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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打消了参逊所说的最初的抵触情绪，那么有胆识的中国人很快就前来并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尤其是以前曾与夷人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殖民地，英国人鼓励当地华人学习外国语言，适应外国人的习俗；一个多世纪以来，珠江的贸易往来也培养出一批能够满足需要的商人。这些商人当中最著名的是卢亚贵（又叫卢亚景），他历尽艰辛当上了海盗头目，靠为鸦片商人提供给养发财致富。他把钱投资香港地产，包括数家妓院和鸦片烟馆、一座赌场和亚贵戏院。1845年12月，这座戏院上演了香港首部业余剧作。另一位大商人是谭亚财，他曾在新加坡造船所当工头，在香港发迹后成为承建商和地产投机商。1847年，卢亚贵和谭亚财共同出资修建了一座文武庙，寺庙位于荷里活道，庙内供奉文武诸神，很快就成为中国移民公认的中心。这座寺庙成为仲裁和商议社区事务的场所，替代了家乡村落里的宗族和士绅组织。卢亚贵和谭亚财等首领人物被华人社会认可，形成了一种替代的渠道，因为华人难以理解英国人的管治方式。22

图为19世纪30年代的文武庙。

与这些外来者相比，原住民的地位相当不利。外来者在人数上很快就超过了原住民，他们把几代人迎合夷人的经验带到这个殖民地，迅速在华人社会脱颖而出。他们充当承建商、商贩、家仆，也干一些基本的体力活。一些当代香港人的祖籍可以一直追溯到1842年之前，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定居在此的那些人，融入到这些外来者当中，而且可能仍旧从事渔夫和花匠的老行当。

外来者大多是包工头招募来的单身男子，他们不打算在香港定居。包工头拥有大量资产，能够从事“各种工作 他们在英国也一样能干好”。23他们手下的劳工大多性情温顺，一153心想避免接触外国人。另外一些人，三合会的发起人和寻求新机会的海盗，也蜂拥进入香港岛，这些人很快引起了英国当局的密切关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是，说英语的华人阶层正在兴起，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原有传统，接受西方价值观。

容闳是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一位，1842到1847年，他在香港度过了数年时间。容闳毕业于马礼逊教育会英华学校，该校于1842年从澳门迁到香港。这所学校由当地商人出资兴办，兰斯洛特·颠地给予了资助。1847年，该校校长、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牧师离开之后，学校没有支撑多长时间就垮了。布朗把容闳带到美国，容闳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回国后，容闳被曾国藩招致麾下，日后容闳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发展清政府的兵器工业。曾国藩与容闳的不同经历，标志着中国的学者型乡绅到现代官僚、18世纪到19世纪的转变。曾国藩是备受敬重的儒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他挑选和组织手下人的方式极为传统，日后招募、训练和装备军队镇压了19世纪50年代蹂躏中国南部的太平天国起义。容闳娶了一位美国妇女，把孩子送到耶鲁大深造，精通英语的程度不亚于汉语。他以平等的方式同外国企业谈判，购买武器，用最新式的欧美机床装备新的兵工厂。24

其他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仍留在这个殖民地，并与殖民地当局通力合作。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到一代人之后，香港华人才有资格参与复杂的殖民地政治。这类家族中最著名的要算何福堂牧师家族。何福堂的父亲是个工人，为新加坡政府工作。何福堂的儿子日后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启爵士25；何福堂的女婿伍廷芳是第一位获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何启和伍廷芳两人都在19世纪80年代当上了立法局议员。直到40多年后，香港政府中才有华人舆论的代表，即便在当时，华裔名流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往往赞同欧洲裔商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