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卡普的办公室，现在是一个专利律师在使用。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看起来是个喝酒的人，而且身上有那种失败的酸味。他搬来这个办公室还不到两年，也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他让我从窗口看出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能看出什么来。我没告诉他前一个人曾从那个窗口跳出去。我不想让他知道。

卡普的遗孀费利西亚住在福瑞斯特山，在南欧松公园的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我中午打电话到她家，她说：“我不敢相信又重新查这个案子了，跟保险有关吗？”

我告诉她这个案子跟其他事情有关，我只是想试着找出她丈夫并非死于自杀的可能性。

“我从不认为是自杀，”她肯定地说，“可还会是什么？这样吧，你愿意来我家吗？我晚上有两个小时的家教课，可是我明天可以见你，四点半怎么样？

她在斯塔福德大道一幢二层复式洋房的上层等我，距这里几个街区外有个标准网球场。她高高瘦瘦，暗色的长发，下巴坚定有力。我们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她煮了咖啡。墙上有个黑猫时钟，双跟移来移去，尾巴则像钟摆一般摇晃。她说：“不是很荒谬吗？两年前学生们送这个给我当生日礼物，我得承认，这只猫跟我一起成长。我们来谈谈弗雷德吧。”

“好的。”

“他自杀，我一直觉得不合理。他们说他的事业有问题，哦，他做那一行已三十多年了，问题一直有。谋生是绝不成问题的。我们有两份收入，也从不浪费。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房子很漂亮。”

“还可以，这附近的环境很好，虽然不是沙顿那种高级住宅区，但重要的是我丈夫没有什么庞大的财务压力。他过世之后，我自己接手经营好一阵子，足以了解整个状况，靠股票和商誉18也赚了点钱。他的公司状况很好，日常的混乱当然有，可是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尤其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杀的。”

“别人心里忽然有什么念头，很难理解的。”

“我了解那种情况。可是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呢，斯卡德先生？你大老远跑来这里，该不会是要我接受我先生是自杀的吧？”

我问她知不知道她先生曾参加什么俱乐部。她说：“什么俱乐部？他曾参加生意圈子的几个男性俱乐部，不过不是很热衷。工作占据的时间太多了，他参加过旋转俱乐部，不过那至少是十年前了，我不认为他还有会员资格。你要讲的跟这些无关吧。”

“这个俱乐部是一群人每年一起吃一顿晚饭，”我说，“聚会时间在春天，地点是曼哈顿的一家餐厅。”

“哦，那个啊，”她说，“你用‘俱乐部’这个字眼，会让我产生误会的。我不认为有那么正式，只不过是一群大学时代的朋友想每年保持联络罢了。”

“他是这么形容这个团体的吗？”

“他没这么‘形容’过，只不过是我的印象罢了。你为什么这么问？”

“据我所知，这个团体要更正式一点。”

“有可能。我知道他从没缺席过，有一年我们有两张曼哈顿轻歌剧学会的票，弗雷德说，我得找人陪我去。他很喜欢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可是他把他每年例行的晚餐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那顿晚餐跟他的死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十二月死的，而晚餐会一向在四月或五月举行。”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对，每年都固定在这一天，我刚才忘了。那又怎么样呢？”

有什么理由不告诉她吗？我说：“这些年来，这个团体里很多人都死了，比一般想象的要多。其中还有自杀的。”

“几个？”

“三个或四个。”

“嗯，到底是几个？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确定自杀，一个可能是。”

“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你还想要咖啡吗？”我说不用了，“是多少会员里面有三个或四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