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我听说有一种自杀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产阶级学校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种自杀疹子。可是那是十来岁的学生，不是中年男子。这些自杀是集体发生的吗？”

“隔几年发生一次。”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杀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声音拉长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几乎可以看见她脑子里的齿轮快速转动着分析那些资料。不论就任何标准来说，她都不算漂亮，不过有个相当机灵的脑袋，那种智慧很吸引人。

她说：“你说占的比率很高。总共有多少起死亡发生？”

“十七。”

“三十一分之十七。”

“对。”

“他们跟弗雷德年纪都差不多？如果他们是大学同学，年纪一定是差不多。”

“年纪很接近，没错。”

“你认为有人杀了他们？”

“我在调查可能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

“你当然有想法。”

我摇摇头。“现在就有观点，未免太早了。”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

“对。”

她转头看看那个黑猫时钟。“当然我宁可相信是这样，”她说，“我一直不能接受他的自杀。可是老天，想到某个人杀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么办到的？我想，凶手大概先把他击昏，然后在电脑上打了遗书，然后打开窗子，然后，然后……”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双手紧握。“如果当时他失去意识，”她说，“那就不会太痛苦。”

“是的。”

“可是我会，”她轻轻地说，然后沉默了很久，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读过布鲁克林学院的人？一群五十来岁的犹太人。为什么？”

“只有几个是犹太人。”

“哦？”

“他们也不是大学校友。”

“你肯定吗？弗雷德说过——”

我告诉她关于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还有哪些会员，我在笔记本上找到一张名单，列着全体三十一个会员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哦，有些名字我认识，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犹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学同学，如果是同一个菲利普·卡利什的话。不过他死了，对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死于车祸，”我说，“他是这个团体里第一个死亡的。”

“雷蒙德·格鲁利奥，这个名字我也认得，如果是同一个雷蒙德·格鲁利奥的话。我想一定是的，是那个律师吗？”

“是的。”

“如果希特勒复活，”她说，“当然上帝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他复活，需要一个律师的话，他会去找雷蒙德·格鲁利奥，而且格鲁利奥会替他辩护。”她摇摇头。“我必须承认，越战时期他替那些拒绝征兵的激进分子辩护时，我真的觉得他是个英雄。现在他的当事人都是反犹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个炸弹邮包给他。弗雷德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可他半个字都没提过。当格鲁利奥在十一点新闻上头侃侃而谈时，他连一次‘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认识这个家伙’都没说过。这样正常吗？”

“我猜想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隐私。”

她皱起眉头。“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吧？”

“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时人，到头来都是同性恋，但是我不相信这是——”

“不是。”

“也不是那种男人俱乐部，喝多了酒安排一个女郎从蛋糕里头跳出来。感觉上不像弗雷德。”

“我认为丝毫没有这种成分。”

“博伊德·希普顿，那个画家？”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是几年前被谋杀的，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说没错，希普顿是被谋杀的，又告诉她另外还有几个会员也是凶杀案的被害人。她问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给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