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班进京驻地就在八大胡同，清末民国的伶人也没有离开过八大胡同。如今的人知道八大胡同都是通过说相声的了解的，其实他们不懂历史。这里不仅是妓院的聚集地，其首先的标识是梨园行的大本营。

道光八年清朝人作的《金台残泪记》中记载了八大胡同的情况，“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清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莺莺燕燕的所在，“销魂之桥，迷香之洞”，与这些人为伍，程长庚迷惘了。他隐隐觉得不妥，但他安慰自己，伶人跟这些莺莺燕燕不一样。伶人是卖艺的，是凭本事吃饭。

但是他后来发现，每当开戏之前，一些唱戏不怎么红的男旦，都会扮好戏装站立台口，供台下品评。一些神态猥亵的人，相顾调笑，指指点点。师兄们眉眼传情，有时还会直接下台跟这些人打情骂俏。散戏之后，也有师兄就坐着来客的豪华马车，不知去向了。

开始大家见他年纪小有所隐晦，后来就告诉他这是戏园子“站台”的生意，那些师兄们随着客人去他处“销魂”去了。这是伶人的另一门生计，以充当“像姑”为主业，唱戏反而是副业，或者只是招揽生意的手段。所谓“像姑”就是由年轻的男性伶人充当的男妓，提供的服务跟娼妓完全相同。

当时的情形记录在《梦华琐簿》中，“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

叫条子在清末民国的京城文人士大夫圈子中，声色需求很强烈。但当局道貌岸然的公开规定是禁止官员涉迹花丛的。有变通者，就以“像姑”代替。嫖妓女违法，嫖男妓合法，以法理做道德标准，想出这个变通主意的人一定是个天才的律师。

“像姑”据考证就是“相公”。由于“相公”是仕宦的称谓，为有所区别，改称为“像姑”，至少在口头上，“仕宦”还维持着道貌岸然的道德观。

起初，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像姑”只是文酒之欢，招待客人调笑助兴的风流节目，未必真个销魂。与断袖伧奴不同，参与者都认为“像姑”无伤大雅。很多明清才子，比如王文简公、钱牧斋、龚芝麓、吴梅村这些人，都是此道爱好者，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士大夫风气。

无伤大雅的前提其实是没有“真个销魂”，不食马干当然就无伤大雅了，意淫。

但是就有些浮浪子弟，伤了大雅，动了真格的。“像姑”从业者都是跟着市场感觉走，有需要就可以提供服务。堕落到后来，无伤大雅的也就有口难辩了，只好退出，有伤大雅的就占领了市场。

伶人充当男妓的风气盛行，始于当初的徽班进京。戏班来到京城，主要驻扎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又驻扎在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随后的进京伶人，都在八大胡同聚集。旧京城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娼”和“优”差不多就是同行，所以娼优为伍，比邻而居，在时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

徽班进京带动了大批伶人进京淘金，正经的演艺市场虽大，但竞争激烈。靠唱戏能唱出来大红大紫的，凤毛麟角。一些伶人没有背景，北漂到京城，人地两生，或迫于生活走投无路，或利欲熏心，就自甘堕落从事了这些“像姑”、“堂子”的勾当。

伶人自幼选材重视外貌，加上饰演女性角色经过专门训练。在《清稗类钞》中记载培养童年伶人需“以淡肉汁盥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醲粹，夜则敷药遍体，惟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娈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肉汁洗脸，吃蛋清，全身敷药。经过这样的培养，个个活色生香。这样，有姿色的伶人，就成了浮浪子弟追逐的目标。伶人充当“像姑”，也成了传统。

程长庚学艺的这个时代，正是伶人充当“像姑”的高峰期。当时“像姑”主要是以两种方式经营，一种是前文说的在戏园子“站台”，供客人消遣，相熟的还可以写张条子约去指定地点相会，就是所谓的“叫条子”。另一种有自己的私人公寓，集中一批“像姑”，这种地方就是所谓的“相公堂子”。

《清稗类钞》中详细记录了这种相公堂子，“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标明某某堂，并挂一盏灯就算营业了。

伶人在这里，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以表演技艺为生计的虽然是正途，但是以副业维生的也不在少数。世人的观点，好以极端为谈资，所有伶人也就一并遭人轻贱。

程长庚塑像当程长庚逐渐了解了这个行业一切时，心中的震撼是强烈的。奈何已不幸堕入伶籍，今后的人生道路应该怎样选择呢。程长庚很快做出一个决定，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够破罐破摔，读书人从贱业也要走正途。出于对男旦的抵触，他选择主攻当时伶人不太重视的老生行当。

程长庚立志本分守节，要走一条清白的从艺道路，并对伶人的陋习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悲愤情绪。一方面怒其不争，另一方面又物伤其类。有朝一日，他能改变这种状况么？

洁身自好以外，推动伶人摒弃陋习，也成为程长庚的一个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