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随着铁器的运用，生产力出现大发展，剩余产出开始出现，劳力与劳心，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出现了分离。追求劳心获得脑力劳动即管治国家的身份，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自觉行动，成为知识分子个体奋斗是否成功的标志。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战国时代，众书生都已经如20世纪“私人银行家”明白如何抓住业务的关键，纷纷推出自己的治国平天下主张，力求争取当时的高端“客户”——各诸侯的青睐，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让自己的“学问市盈率”达到最高，从而充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当时，确实出现“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现象，这种主要依靠游说而推销自己的理念、方案、政策主张的过程，也是人才斗智斗勇的过程。各路人才强力营销自己学说的过程，也是人类思想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公元前500年前后，印度、希腊同时出现了哲学巨人，思想光芒照耀古今。当时，古希腊、印度和中国是人才辈出，思想家横空出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百家争鸣中，儒家主题清晰、重点突出、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以“仁”“义”思想进行强力营销，《大学》等经典就在此间诞生，成为儒家进行思想、政策、策略、理念营销的核心武器。

2500多年前，可能为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曾子将《大学》隐匿于《礼记》中1000多年，但其思想光辉一直照耀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相比于同期印度的“出世”思想和古希腊的“清谈”理论，《大学》更具有“经世致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的实践哲学色彩。我们认为，《大学》是为了现实世界个体和大众的幸福与发展而设计出来的，讲究知行合一，讲究群众路线，讲究统一战线，讲究事功与人格修养的完美统一，从而与2000多年后马克思关于“哲学的使命是改变世界”的思想吻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重要思想源头，也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中华文化根源。

如果没有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大学》面向现实世界进行知识、真理、生命、情感、道德、品格、政策、精神、能力等全面系统的思想和操作训练，中国文化就不可能承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不断出现的血腥的民族竞争。中华民族血脉与精神血脉绵绵不断地传承，是因为面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人讲究“世事圆融”与“天人合一”，同时中华文化具备开放的胸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综合提高自身素质，因而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能够吸收并进而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21世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复兴与崛起提供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