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是那种不满18岁就出来的小留学生，怕是免不了要经历更复杂、更难熬的过程。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法定监护人，也就是说要住到一个美国人家中去。

一个中国孩子，适应美国家庭，无论是个怎样的家庭，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孩子会很无助、无奈、压抑，以致产生心理障碍和变异。

我认识一个留学生女孩，爷爷辈是国内的省级官员，父母特别望女成凤。早些年头，送孩子出国远没有现在容易，动用了不少的关系和资源，不顾一切地将12岁的她就送到了美国。

由于未成年，必须要有监护人，18岁前她一直不得不居住在美国人的家中。18岁前的日子，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摧残”，这是那女孩儿自己的原话。

第一个人家，基本上是不管不问。一次感冒发烧到40℃，人都快虚脱了，自己希望去医院，那家人觉得没有必要，可能美国人的确觉得喝点橙汁、吃点维C就好了。结果又拖了两天，女孩实在受不了，偷偷地给国内家中打了电话，国内又辗转找到美国的慈善机构，进行交涉，才把女孩送到医院。出院后第一时间她就离开了第一个监护人的家。

接下来还得找监护人。第二家是个孤身老太太，毛病就是无论老太太晚上电视看到几点，女孩都得陪着，看的尽是些枯燥、单调、乏味无比的老年人节目。

第三家总算可以。

岁月就这样一点点的在磨难中过去，搞得那女孩特别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特别自律。你给她一点帮助，她就不停地感谢，吃顿饭，也会给你发个致谢卡。

20岁多一点，那女孩就研究生毕业了，一毕业，立刻就要回国。

言谈中，对父母安排她过早地出国有一种深深的怨意。

我也遇到两个情况有些类似的家庭，都是父亲因公出国短期留学（一般是一年），就把老婆、女儿带出来了。期满后，自己回国，把老婆、女儿留下，女儿上初、高中，妈妈当女儿的监护人。几年后，女儿特别出色，基本上是美国一流的大学任选。女儿上大学后，老婆打道回府，功德圆满，回国陪老公了，代价是老婆在国内的工作丢了。

好像这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模式。

2000年，世界博览会（EXPO）在德国的汉诺威召开。我在中国馆组织一部分的参展活动，在德国前后住了近半年，其中有大部分的时间住在一对留学德国、并已在德国工作多年的上海夫妻的家中。那时出国费用是包干的，我主要是想省点零花钱去旅游。

那时留学美国是非常难的（其实现在也并不容易），所以不少人选择了欧洲，德国便成了重要留学国。当年去德国比较简单，语言没有固定的考试方式，只要在相关语言学校学够若干学时，签证取得容易，有的大学还有免学费的优惠。

那对上海夫妻是在37岁的高年龄段选择出国留学的，原计划到美国，而且各种条件基本具备，只等成行了。不巧，正赶上了1989年“六四风波”，留学美国被迫搁浅，而他们夫妻已是万事俱备、心似出箭，不得已选择了德国。他们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首先就是语言，英语都像模像样了，又要从头学德语。

我住他们家时，夫妻俩已经出来十一二年了。在德国学习后，他们找到了工作就留下来了。实际上，那时能出去的很少有人打算回来，我们国家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早已经证实这种情况。

闲来和他们聊天，他们唯一的女儿找了个德国丈夫，已经在德国安家，隔着几百公里，逢年过节走动一下，也就如此。

他们一直住在政府的廉租房，出国多年的中国人，一旦儿女的事情安排妥当，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他们也是如此，工作上的事乏善可陈，中国人在外工作终究会碰上“玻璃天花板”，美国略好，欧洲尤差。他们说起工作中的种种不快，甚至常常在一种“善意”的奚落、戏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是他们的原话）。当时他们夫妻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熬到退休，回上海养老。

他们身上有中国人、尤其是上海人特别节俭的美德，十几年拼搏摔打积攒了大约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财产（10年前也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了）。当时，他们就颇有些担心地说：几年前回上海还能买栋小别墅，现在怕只能买套三居室了。

眨眼间10年过去了，好长时间以来，与他们也疏于联系，现在他们那点钱只怕是在上海好地段买个卫生间也勉强了。

老赵夫妻也是个典型。夫妻俩一直在努力，而且颇有成效，家庭安定，两个孩子健康成长，夫妻俩的工作基本是自己喜欢和满意的，也能有稳定、体面的收入。从物质上说，有别墅（真正意义上的，而非国内房地产商玩的种种概念），车就不用说了，全家生活稳定，其乐融融，每年带着孩子回国旅游、探亲，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