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1911年生，山东恩县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系主任和校副教务长等职。现任北大城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等职。

侯仁之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其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口述：侯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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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是在崇德中学上的，我的弟弟硕之也跟我一块在那里读书。他虽然比我小两岁，但是却比我优秀很多，我对他十分佩服，在很多事情上都受到他的影响。我父亲本来是安排我学医的，但是在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些著作，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在我踌躇的时候，我跟硕之商量，硕之跟我说：“学医可以给个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就这样，我就决定学历史了。

1932年，我作为一年级新生来到了燕京大学。入学不久，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散步，走到图书馆附近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座石碑，就是我刚才带你去看过的魏士毅烈士碑。石碑是为了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燕京烈士魏士毅的，惨案发生的那一年，我还没有在北京，但是也受到了这次学生运动的影响。所以我开始仔细地看碑文。碑文是这么写的：

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如果说我在入学之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要数这碑文了。北洋政府当时那么残暴、黑暗，但是在燕京大学，竟然能有这样的碑，有这样的碑文。你看看，“国有巨蠹政不纲”，当时的燕京就这样敢于直接面对北洋军阀的政府，“民心向背关兴亡”啊，可惜他们不知道。我想，学校中竖起这样的碑，司徒雷登一定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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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兴趣从历史转向地理历史，洪煨莲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入学没多久，洪老师关于勺园研究的著作《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了我对北京西北郊区历史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不过洪先生并不是仅仅在课堂上教导我，有一次学校医学预科的主任约用英文去作报告，题目就是北京地理（Geographical  Peking）。那时我还从来没有用英语做过讲演，心里有点胆怯，就极力推辞。那个主任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本来请的是洪先生去讲北京历史，但是洪先生却极力推荐我去讲北京地理。我听了之后就去找洪先生，跟他说我的英语水平还难以作公开讲演。洪先生跟我说：“这正是你练习的好机会嘛。”不过他要求我要先写好稿，对着他试讲。

当时我已经是洪先生的研究生了，按照平常的情况都是在周末去看老师，到老师家，客厅里面。1938年的一天，早上忽然间他要让我来，我很奇怪，怎么老师让我早上到他家。到五十四号，这次不在客厅，而是在他的书房，他书房从来不许人进去的。我一进去，坐下，他说了一句话，“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心里说你已经是个名师啊，洪先生给我解释说：“美国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可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不如哈佛大学那样有名，可是那里却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对中国地理很有研究。现在经过学校研究，已经决定明年秋送你到那里去进修历史地理学。”原来洪老师已经发现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可第二年“二战”爆发，我没有去成，直到二战结束后，我才到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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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完成硕士学业后，已经决定留校任教，并开始备课。司徒雷登找我，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说：“侯仁之你在学校已经八年之久，对学校情况了解，现在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之下有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在学校这么久了，和学生来往很多，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兼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我一看，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开两门课压力够大的了，我怎么办呢？我说想一想，然后找我的老师洪煨莲，他想一想说：“这个一定要做，这是爱国的事情，帮助同学成长的事情，一个人不行，日本宪兵就在西苑，那个头叫华田，老到学校来捣乱。”洪老师接着说：“在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室中有个德高望重的人叫夏仁德，一个美国人。我给你考虑，你不要个人做干事，组织委员会，请一个美国的教授来做主席，你做他的秘书，让文理化三学各进一个人，年轻的教师，组成一个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我就回去告诉了司徒雷登，他完全同意，然后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夏仁德那个美国教授是主席，我是副主席。那时经常有些学生因为思想问题来找我，最后发现一些学生，有的愿意到内地去抗战，到国民党，有的要参加八路军，我做不了主，可是他们严格要求，这时候有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延安回来，他是我的好朋友，“一二·九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陈杰，他从延安回来就来到燕京大学，名义上做我的老师的研究生，实际上做地下工作，他说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要参加抗战当解放军想办法你告诉我，我说行。之后我们俩一起去找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对我们的想法完全同意，并且让陈杰一起负责。随后，陈杰告诉我：我们俩之间要进行“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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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经陈杰的安排，然后我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到解放区的学生共有三批，十来个人。前两批先是从学校走着出发，走小路翻过西山到妙峰山下肖克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解放区。第三批先坐火车到磁县，然后再从磁县步行转入西山原定的目的地。当时要走的同学都各人随手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要去野外交友的样子。接到出发的通知后立即动身。在路上，为了保证安全，必须要等带路的人来接。陈杰叮嘱我一定要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再通知要走的学生。当时还不止一次地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因为带路的人不能按时到。

最后一次决定第二天就要走的那个晚上，临熄灯前，我告诉那些要走的同学：“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途中的挂甲屯村，在那里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他答完话后就转向路北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就要隔开一定的距离跟着他，一直进圆明园。”现在那条石板道已经被起走，不在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女学生叫吴寿贞，她直接找到我，要求去解放区。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当时要去解放区的学生都是要通过内部联系才会找到我的，吴寿贞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吴寿贞在去解放区的过程中被日本人打死了，这是经我联系送往解放区唯一牺牲的一个学生。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