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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是个星期一，早上第一、二节有我教的课。那时我住在南校门外，我骑着车赶去上课，还没到校门，就看到一些日本兵站在那里。我心想，肯定出大事了，立刻想先回家再说，可是还没到家，就远远地看到我家的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不断地向我摇手。我觉得有事，就转身躲到了燕大附中的一位老师家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还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个老师家等了一个时辰，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就让那位老师打发他的小女儿去我家看看情况。她回来后说一切如常，我立刻就赶回了家。到家后我才知道，我早上刚离开家，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了进去，要问我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

第二天，我内弟跑到我们家，说日本兵已经占领了校园，下令学生离开，他和几个同学没有地方去，想搬到我们家来。我把他安排好后，绕道跑到学校正门去看学校的情况，正好碰到同学王钟翰，他从人群中挤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捕人了，还有人说你也被捕了，还不赶快离开！”我回到家中，以为日本人在学校捕人之后还会来我家，但是过了几天并没有动静，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临走时，我给内弟留话：如果日本宪兵来家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意在说明我并不是想走开，想要捕人，我在明处。果然没有几天，日本人就到天津逮捕我了。

在地下的牢里头，有老师，也有同学，每一个里头一个老师一个同学。第三天早上，一个扫地的过来，向我投过来一个纸团，我的老师通过他竟然叫他送一个条给我，纸条上说：“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不久我又被送到日本军事法庭，又去判决，判决我，我的罪名是什么，“以心传心，抗日反日”，审问我好几次，我只说燕京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其他的我不了解。到监狱又将近呆了半年，判我一年徒刑，一年减刑，三年缓刑，可以取保开释，找保人开释，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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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名誉，让我担任副教务长，原因就是我一直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而且给我一个职务：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在过去的燕京人当中，我在学校中担任的职务最大。

现在想起母校来，只有眷恋。

侧记：

我记得第一次去侯老家里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后招待的一个客人。”侯老确实老了,九十五岁高龄，医生不让他再接待陌生人，不再接受一切来访。但是说到燕京，侯老很动情：“我对于母校是很眷恋的。”

这种眷恋，是内心深处的眷恋。我在侯老家中待了一个上午，那天他兴致很高，非要带我去看燕京烈士魏士毅的碑，然后抑扬顿挫地念碑文。回到家中，侯老开始讲述他在燕京的岁月，他闭着眼睛，好让往事更加清晰，那是一段峥嵘的岁月。

我不好打断他，只好听他一路讲下来。后来，我问了他几个问题，还是闭着眼，他说，我听。后来说到院系调整，侯老说，整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是当时给了我一个职务，也算是荣誉：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什么原因，侯老没有说，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

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他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在回忆起来，全是时代的影子。但是，就在这样的回忆间或流露的只言片语中，还能看到一点点个人的声音：“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术有着执著追求的学者。当他被时代洪流卷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天地。这种选择，在我听侯老给我抑扬顿挫地念魏士毅烈士纪念碑文的时候，霎时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