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1910年生于北京，1935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入《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兼任旅行记者。1939年至1946年，萧乾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萧乾以战地记者身份驰骋欧洲战场，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唯一的欧洲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萧乾还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等大事，写下《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著名通讯报告而名重一时。 

文学创作上，萧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与沈从文等人被归为“京派”作家的代表。萧乾一生著作甚丰，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梦之谷》、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报告文学《人生采访》，及译作《好兵帅克》和《培尔·金特》等。晚年，他与夫人文洁若耗费五年时间合译现代派巨著《尤利西斯》，举世瞩目。1999年，萧乾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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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干’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著名作家冰心笔下的“饼干”，叫做萧炳乾，在他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时，改名萧乾。没有进入燕京大学之前的萧炳乾，经历可以说是颇为传奇：他曾经在北新书局（鲁迅的许多书籍都是在这里出版的）当过小学徒，失业后进入崇实中学读书，又因秘密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革命而遭军阀侦缉队的逮捕，被保释后不久随即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最后只好应朋友之邀去汕头，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在汕头，还是在那位朋友的介绍之下，萧乾在一家教会学校谋到了一个国语教员的职位。萧乾后来回忆他这一段经历：“学校听说是刚从讲标准国语的北京来的，倒挺高兴，就问起我的学历，表示希望至少是专科毕业的。朋友信口开河，告以我念过北京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其实，那正是他所上的学校。”

萧乾顺利地当起了国语教员，但是他心里并不踏实。“同事中，常有人盘问我燕大的事。有一次，一个正在北京上那个专修班的校友回来了。他们（指萧乾当时的同事，笔者注）兴奋地告诉我，中午可以在饭厅见到他。我听了，急得浑身大汗。最后，我只好装作得了什么急症，没去饭厅，饿了一顿。”经历这次事情，萧乾决定回到北京去读燕京国文专修班，圆上这个谎。为了找工作而撒谎，让萧乾与燕京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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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在复兴门外萧乾生前的寓所里，曾经跟萧乾一起患难与共的文洁若说起萧乾的燕京岁月：“那时考国文专修班可以不要文凭，他就报考了。专修班开设的金石学、音韵学等课程，他都提不起兴趣来。但是对于当时在燕京大学兼课的杨振声开设的现代文学课，他却一堂不落地听了下来。”“后来同样成为《大公报》著名记者的杨刚，也是他在那时认识的。当时燕京外籍教授包贵思每周五都要把学生们叫到她家里，举行读诗会。在那里，他认识了杨刚，并且建立深厚的友谊。杨刚去世之后，他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杨刚和包贵思的交往。”（文洁若口述）

在萧乾的回忆录中，说杨刚“后来对我起过不小影响”，那时候，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很著名的谈话：

“记得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我嫌那译文的句子太长，内容太抽象。我赌气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她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

“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我告诉她，我决心做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1957年，杨刚这个一生都带着地图走路的革命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萧乾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被打成右派，沦为“二等公民”，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在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个美国青年威廉·安澜，两个人一起办了一份《中国简报》，后来斯诺让他帮着选编《活的中国》，也跟他办过《中国简报》有关系。”（文洁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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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燕京国文专修班读了一年书，萧乾向杨刚表示自己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大学本科从头读起。在杨刚的介绍下，萧乾进入辅仁大学英语系。

“后来因为跟系主任吵了一架，他应同学之邀跑到了福建，在那里教了一年书。1933年他回到北京后，从辅仁大学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两年后从那里毕业。他在燕京的生活很丰富。在那两年，斯诺到那里任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斯诺编《活的中国》还让萧乾给他介绍中国‘五四’之后的情况。在那本书里，斯诺还选了萧乾的文章。书出来之后，斯诺要给萧乾稿费，萧乾说什么也不要，最后斯诺只好送了他一批书。他们两个人之间，彼此都很尊重。”（文洁若口述）

在斯诺的客厅里，萧乾还第一次看到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西方女记者史沫特莱：“1935年春天，正是在他那客厅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史沫特莱。当时，由于怕国民党特务找她麻烦，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斯诺约我去吃晚饭时，就介绍她作‘布朗太太’。那阵子我正在读她的《大地的女儿》。因此，席间我不断谈到那本书给予我的感受。其实我并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那本书的作者。以至史沫特莱离平返沪后，斯诺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可把史沫特莱窘坏了。她以为我把她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