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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社和民协在燕大北迁之后的1947年合并了，称为民主青年联盟。1947年的下半年，我被发展为党员；1948年2月，我正式宣誓，成为正式党员。其实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时期，就有党员来发展我，但是我担心入党之后不能再专心做学问，没有答应。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又有个人来找我，让我入党。当时我在认识上已经意识到入党的必要性，但是发展我的那个人当时在学生中是有名的大炮，我还担心他是不是党员，找我最要好的同学商量过。

国民党发动“八·一九”大逮捕的时期，当时燕大学生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一共是32人，名单都在报纸上公布了。我当时是燕大学生会的常委，黑名单上没有，这让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我？因为平时我也没少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这里面有个原因，我一直没有说，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说出来会有麻烦。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当时我的伯父和北京方面的国民党有些联系，我到北京的时候，伯父事先替我打了招呼。另外我祖母的姐姐的孙子是国民党军统方面的特务，当时属于戴笠方面的红人，我的舅祖父曾经和他打过招呼：“你这个表弟，你要照顾。”后来有些人看过了我的档案告诉我，当时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但是到了我的时候，被我的那个表兄看到了，他替我说了一些话，说我还是读书的人，只是个跟着跑腿的，并不是主要的。就这样，我没有上黑名单。反倒帮助当时的同学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当时燕大的学生到解放区要了解交通情况都是通过吴晗，那时候党要求我搞交通线的工作。哪个同学要走，都是我先通过吴晗，设计好了交通路线护送走。当时党在城内的美国新闻处还有一个点，负责人是陈鼎文，也是燕大校友。当时同学走的时候都带着口号，党员是一个口号，团员是一个口号，盟员又是一个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由陈鼎文安排好了，由我再传达给要走的同学。走的时候，到解放区的同学在夜里二三点翻过学校的围墙，按照安排好的路线安全地到达了解放区，当时走了六个人，有两个人因为生病躲在了乱草堆里。陆志韦校长得知同学们走了之后，才允许在校园外面封锁校园的国民党特务进校园搜捕。后来因为情势紧急，党组织命令我赶快撤退。我走的那天，到了翁独健家，翁先生当时正在散步，我跟他讲了我要走的事情，他说：“你要走，我赞成。走吧，大形势就是这样，应该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不是腿脚不好我也走。”那时候我很快就要毕业了，迫于形势，我离开了燕园，到了解放区，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侧记

燕京大学的选题作了这么久，逐渐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燕京的资料，甚至外面的一些朋友在做燕京的相关专题时还像回事儿般地向我咨询。但是对于我自己，则在一步步突破自己的瓶颈。除了那些无法接触到的、已经逝去的燕京人物，我要做的，是从这些至今健在的燕京人口中得到鲜活的历史。传诸于文献的资料，其实比真实的历史简略了许多，比如说成都时期的燕大。在没有听丁磐石老人叙述成都燕大的经历的时候，我脑中的成都燕大的形象是呆板的。

丁磐石的讲述琐碎，充满细节，相关历史时期的几个关键点，他都经历过了。抗战胜利、燕大北迁复员、大逮捕时期的燕京学生奔赴解放区，虽然有些环节丁磐石并非其中的关键人物，但是小人物可以见证大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洪流。

学生有学生的生活，教授有教授的生活，作为学生，丁磐石见证了燕大时期的学生岁月，但是教授们的情形，不知道谁还可以讲述？关于成都燕大，我想，大概还会有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