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中：1920年生于河北景县。1938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1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进入燕京不久即遭遇太平洋战争，随后进入晋察冀地区进行地下党活动。1946年重新返回燕京，领导燕京以及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运动。1951年作为派入到燕京的工作组负责人在燕京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编著有《当代中国的北京》、《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地下抗日斗争记事）、《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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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入燕京之前，张大中在育英中学已经是党支部书记。在此之前，为了能多认识几个人、拓展群众工作，张大中参加了育英中学里的宗教团契。1939年暑假，燕京大学和育英中学的团契之间一起组织夏令营活动，这是张大中和燕京大学的第一次接触，张大中回忆那次活动：“大家在一起读读诗，觉得气氛很好。”这样的身份和经历，让张大中回忆起来，燕园当然就不仅仅只有湖光塔影了。

我跟燕京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正式考入是在1941年。当时的燕京在北京来说还是贵族学校，从里面出来的学生都是西服革履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我第一次到燕京的印象很深，那里的环境那么美，湖光塔影是多少人都曾经描绘过的。在学校里，确实有学术自由的空气，课余生活也非常丰富。

在考入燕京之前，我在育英中学已经是支部书记，为了能多认识几个人、拓展我的群众工作，我参加了学校里的宗教团契。1939年暑假，团契之间一起组织夏令营活动，在一起读读诗，觉得气氛很好。

燕京开学的时候，有个迎新周，在迎新周里并不上课。新生由老生领着参观学校里的图书馆、体育馆等各处，去熟悉校园情况，教授家里都是开放的，新生入学后打算听谁的课，这时可以到那位教授家里去看看，教授们也都摆好了糖果招待学生。

作为一个新生，进入燕京大学让我耳目一新：环境优美，男女生都有体育馆，在室内可以打篮球，这在北京其他的学校是没有的。师生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作为一个地下党员，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园地。当时城里的学校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地下党很难开展活动。后来我了解到，在北京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中，燕京地下党是最活跃的。在那个气候下，燕京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一个“三一学会”。在日本人的占领下，“三一学会”在燕京的校园里还组织过很多人讨论抗战究竟能不能胜利、怎么抗战这样的问题。

当时的新闻系也比较自由，我入学的时候，新闻系的主任是刘和萱，原来是《益世报》的。他每天都把路透社、美联社等大社的消息贴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那些消息，在当时日本的封锁下学校外面根本是看不到的。

对于我们的活动，司徒雷登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表示支持。他既支持国民党的，也支持我们的。有的同学想到大后方蒋介石那里去的，司徒雷登给安排；共产党在学校活动，要走了，他也给送行。

考入燕京之后只待了一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就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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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关闭之后，张大中被组织派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做秘密交通工作。1946年，张大中又回到了燕京，开始是一个人，后来担任党支部书记，开始领导学运。张大中说：“这个阶段，我的位置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感觉也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刘仁曾经派我和其他的一百多名同志回北京动员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准备配合八路军解放北京，后来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行动计划就被放弃了。1946年，燕京从成都复校回到北京，刘仁让我返回燕京大学，先站住脚，再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在新闻系办了复学手续后，我又回到了燕京。这个时候，燕京有很大的变化，从学生的成分来说，过去的燕京学生都是富裕的比较多。我第一次到燕京的时候，伙食费一个月就要六块现大洋，吃饭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现在呢，进燕京的人就不完全是富裕人家的子弟了。这种状况的变化在伙食上也体现出来了，伙食变成了熬白菜窝窝头，半米半面，一周吃不上一次肉。同学自己管伙食，总是想法让粮食能多吃几天。

到了10月份，我接任了燕京地下党北系（原来在北京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一次，我看到美国的坦克经过我们学校的门口，我想，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这是我们的国土啊！在这段时期，我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反美反蒋了。

1946年圣诞节的前夜，北大女同学沈崇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了燕大，抗议的海报很快就贴满了图书馆大楼，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在随后的抗暴游行那天，我看到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也加入到里面去。我当时提了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街写“GO HOME,U.S.ARMY!”(美国兵，滚回去)的标语。我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表现不错呀！”那次游行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不同的是，每次运动，我都会进城去召开大学工作委员会，研究运动的部署。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到我离校进城，问我干吗去了，我跟他说：“回家看老婆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组织的纪律，还埋怨我光说不练，我只能冲他笑笑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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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开始是从抢救教育危机，各大学要求公费改善待遇开始的。最先把饥饿与内战联系起来的是清华大学。张大中虽然人在燕京，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却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清华围绕着饥饿和内战的问题展开过很多讨论，讨论的内容都在壁报上登出来，讨论之后大家得出结论：“饥饿的原因在于内战”。但是在怎么提出口号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应该把“反内战”放在前面，有的认为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当时在清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学是从燕京转过去的，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因为饥饿是人们的切身感受。5月15号，清华学生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确定了正式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燕京大学是在5月18号谈论这个问题的，当时在大礼堂，一个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说：“从老百姓立场看，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是国共双方打起来的，应该要求双方下令停战。”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一下觉得很合理。我和其他地下党的负责人小声商量了一下，几个人轮番发言批驳了那个人的说法。那人还想说话，引起全场同学一片“嘘”声。这时，大会主席提出表决，通过了罢课并和其他大学一致行动的决议。5月18日国民党出动军警在西单、北池子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一下子把同学们激怒了，反蒋的情绪更高了。5月20日大游行那天，我为了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和燕京的队伍中穿行，随时和大游行主席团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大队行进到天安门的时候，探路的纠察队员传来西单一带有特务的消息，我赶忙跑到大队最前面去看情况。当时还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这次运动过后，我去和刘仁汇报，刘仁跟我说：“有的同志看到你参加游行了，好啊！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