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道渊：1924年11月20日生，安徽省六安市人。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5月，先后在燕京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务。1952年5月至1966年5月在北京大学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统战委员、宣传部长。文革期间被批斗，先后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和北京大兴北大农场。1978年平反后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83年调至中国国家图书馆，任党委书记、副馆长。1988年1月离休。

口述：谢道渊 

1

我是在1946年考入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一进学校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新闻记者，在考入燕京之前，我是对文学有兴趣，我的想法是先当一个跟实际接触比较紧密的新闻记者，先积累资料，然后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后来我却一天新闻记者也没有当过。进入到学校之后，当学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念书，同时也参加了一些活动，逐渐地接触到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属于北方系统的。后来就入了党，最后我又参加了学校里的学生自治会。 

1948年，东北学联为了争取一些基本的权利进行了请愿，当时傅作义的军队枪杀了请愿的一个学生，这件事情当时被称为“七五血案”。华北学联组织了互援会支持东北学联，华北学联由四个人来负责，清华一个，北大一个，师范大学一个，还有燕京的，就是我。当时我被组织上命名为互援会宣传部的负责人。当时华北学联和东北学联联合起来组成了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我们先是到了上海，住在徐家汇的交大校园里面。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先到南京去联系，后来知道他们当时住在中央大学。我记得当时先是让东北的学生讲，控诉国民党如何屠杀学生。我们还和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联系，以便能够获得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后来在南京的同学在那里联系好了，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同学也一起到了南京，也住在中央大学。在南京，我们向国民党的行政院进行了请愿。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秘书长，姓张。那个人劝我们：“你们不要受共产党的利用，要安心读书。”我们则对着他控诉了一番国民党的罪行。

很快，我们又撤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正好赶上国民党的“八·一九”大逮捕。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把我们转移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后来我就跟着燕京的入学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

2

“八·一九”大逮捕之后，国民党的特务想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争夺过去，地下党就组织学生搞竞选。当时还组织了不少辩论会，当时我已经是参加组织的人了，所以被推选为学生主席团的成员，专门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当时党内的联系都是单线进行的，联系我的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到了1948年年底，眼看就要解放了，当时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北京，国民党已经撤走了。经常有些守旧势力冲到学校里来，学生自治会就组织了保卫校园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我和其他的几个同学一起组织的。后来就迎接解放，我在学校里组织了同学们迎接解放军进城。

解放前夕，解放区的学联在石家庄开会。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了，我和清华的王火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石家庄参加会议。沿途走到良乡的时候，彭真同志正好在那里，还接见了我们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曾经有这么件事情。之后我和王火坐着那种驴子拉的车，一路到了石家庄。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石家庄就是比较大的城市了。当时石家庄的市长柯庆施接见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参加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准备全国的解放，但是具体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然后我和王火就从石家庄返回北京。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薄一波同志一起回来的。薄一波同志当时任华北局的书记，当时他要到北京来，带了一个排的警卫保护他的安全。我和王火跟保卫薄一波的战士一块儿坐着大卡车回到了北京。

大概是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正好赶上迎接解放，解放军进城。然后就是北京地下党开会，在老师大的门里面，在那的会议里，北京的地下党员第一次公开了身份。当时好多领导都出席了那次会议，有林彪、聂荣臻等人。以前我和很多人虽然认识，但是并不知道彼此是地下党员，这时候见了就都明白了，“噢，原来你也是共产党员。”

参加完了会议，我回到了学校。一边念书，一边继续作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因为燕京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团委，只是叫团总支。到了1949年的年底，学校里原来的团总支书记调到团市委去了，组织上就让我担任团总支书记，担任了团总支书记之后，我就脱产了，当时我还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不过最后学校还是给了我文凭。从那之后，我开始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主要主持一些会议，有时候还给《中国青年》写一些东西。当时张定在团中央，有时候也找我写些东西。

3

然后就是1950年了。在那一年，燕京原来的党总支书记林舒晋想去搞学问，好像为此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之后林就脱离了组织，党总支书记也就换成了庞文第。庞文第做党总支书记也没有多长时间，组织上就安排我做党总支书记。该开始做的时候，市委指示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张东昌商量，张那时担任清华的党委书记，住在工字厅。那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快要开始了。

没有多久，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了燕京。组织上要求我也参加，我被分去进行宗教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学校里要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影响。在我负责的宗教学院，组织上要求我要向人们讲清楚，可以允许有宗教信仰并且保护信仰自由，但是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我当时就按照这个思路在宗教学院展开了工作。当时主要是批评了赵紫宸，不过相对于之后的运动，当时的批评是比较温和的。对于其他的人只是动员他们进行了自我批评。至于具体的过程，跟全校其它院系大同小异，基本上开会听报告。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些过激的人找到我谈话，说从此之后不再信教了。我就跟那些人讲道理，说明并不是不让他们信教，只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行了。之后不久北京就成立了一个神学院，宗教学院整个就搬到了那里。赵紫宸也到了那里，不过一直到院系调整，出于统战关系，组织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让我去看望赵，问问他是否有什么要求。大中同志讲到的展览会的情形，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因为那时院系调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开始转入到了院系调整的工作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