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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宋硕和彭佩云，具体的事务好像彭佩云负责的比较多一些。我主要是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是北大的书记。其他的人还有王学珍、王孝亭、谢青等人，都是北大党委的。当时我们几个人终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当时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党委来讲，三校（北大、清华、燕京）如何很好地团结，大家怎么很好地相处，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其他的内容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在燕京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而是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呆在语言研究所。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是当时还有的燕京的学者看不上他。在没有公开身份之前，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当时跟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是还是派了一个人来。至于燕京，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当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怎么调整。北大是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好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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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之后，北大就从沙滩搬到了燕园，让人值得欣慰的是，北大对于燕京原来的面貌保护得算是比较好的，像就在燕园附近的民族大学，梁思成原来设计的校园就完全被破坏了。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马老，不久之后江隆基同志就被调来了做学校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是负责校长的工作，马老并不管实际上的事情。为了加强党委的管理，当时还从部队调来一个叫李胡的同志，级别相当高，他跟我们接触很少，好像性格上比较孤僻。李胡做了没有多久，觉得自己不太适应学校的环境，就走了，后来就调来了别的同志，是个非常好的人。当时的党委还不是管理一切的，是起监督保证工作的。所以江校长并没有兼任党委书记。江校长是个大好人，没想到后来……真是呀！现在好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想到过去的老同志就伤心，很多人都不得善终。

院系调整之后，学校就开始学习苏联了，什么都学习苏联，搞什么六节一贯制（大笑），现在看起来当然是很不合理了，你想想，六节课一口气上下来，人能不饿吗？当时还请了很多苏联专家，学校里还有苏联顾问。政治课也由苏联专家来讲，我因为是党委的成员，还要去听，其实他们讲得很一般化，没有什么意思。燕京大学原来的那套教学方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及了。

侧记

有一次和朋友们吃饭，他们知道我在做燕京人物口述的事情，就问我：“有个谢道渊，你知道吧？”正巧那段时间我在看有关谢道渊的资料，正在准备关于他的采访，知道谢道渊在院系调整之前在燕京担任过党总支书记，之后又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这个经历判断，谢道渊应该是院系调整过程中燕京大学消失的核心人物。我就说我正准备去他那里。那个朋友就笑：“他有点怪。”关于谢道渊的怪，我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一些，他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过去，也不喜欢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开始给谢道渊打电话的时候，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跟我说：“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我连忙说出了介绍人的名字，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算是谢道渊原来的上级，他才同意我去。到了他的家里，谢道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怪，很慈祥的一个老人。但是我们的谈话却不怎么顺利，他好像完全忘记了过去，回不到原来的场景，这让我有点气馁，几乎以为这个采访就要失败了。我做了最后的尝试，从谢道渊接触到地下党组织开始谈起，这时候，谢道渊的话才慢慢多起来。

一点一点地，我们谈到院系调整中的燕京，谢道渊的叙述简洁，较少涉及到自己，平淡得几乎是在讲别人经历的事情，仿佛他并不是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这让我想起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一段话：“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到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谢道渊的情形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触类旁通。

在访问的最后，我向谢道渊问及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那是另外一场谢道渊深深卷入其中并受到冲击的运动，他显得很激动：“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我没有问下去，不过，当我整理完这篇口述，却理解了这其中许多“组织安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