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后，我在光华大学任教授，同时在光华附中担任副校长。那段时期的艰苦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非常尖锐。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我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  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我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秘件后，安慰我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紧张。当时国民党逮捕了很多学生，我们都去尽力营救。那时的私立学校，真苦，除了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也很拮据，要钱没有钱，物价还天天飞涨。所以在1948年，我开始抽烟了。

1949年之后，我作为光华附中的校长，开始被组织去学习新的教育政策。1949年到1951年，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接连不断。组织学生参干、参军、土改等等。这些运动使我心疲力尽。到了1951年，我的身体就不行了，心脏病发作。于是我辞去了校长的职务，那时燕京大学已经改成了公立燕京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也需要人，我过去的老师齐思和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就把我请了过去。我走了不到半年，上海的光华大学就变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接到老师的邀请，我想我正好可以到燕京去休养一段时期。同时，解放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之前我在学校当校长就是我说了算，但是解放之后就不同了。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了学习，但是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我这样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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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所学校的核心人物到另一所学校的普通成员，这种身份的转化让张芝联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没有成为种种运动的聚焦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甚极？”老子的这句话如果是张芝联这段时期的命运的注脚，那无疑是时代的悲哀。

到了燕京大学，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1951年，思想改造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露出了苗头。在燕京，首先就是批判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堡垒”的燕京大学。抗美援朝之后，剔除燕京校园“崇美、亲美、恐美”的活动很多，当时在燕京任教的很多外籍教授就是在那时离开了燕京。以前的老师都被纠上台去，被批判，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接着就是“忠诚老实运动”，所有的老师都要交待自己的经历。我比较幸运，一次就通过了。通过之后说明我就可以被信任了。被信任就可以使用。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派去参加，做口译笔译的工作。随后在院校合并中，燕京大学消失了。当时教授们都在政治上排队，分成左中右。燕京历史系的教授们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其他院校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比较复杂。在那次调整中，我被留在北大，一直担任教授到现在。

三进三出燕园，燕京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学校。

侧记

采访张芝联最初很不顺利，我打了几次电话，老人都婉言谢绝。我查了一些资料以及之前一些记者对他的采访，大多谈的是专业。看得出，他不太愿意谈过去的事情，在他撰写的回忆文章《我的学术道路》中，提到过去也基本上是一带而过。直到后来我编的《逝去的大学》出版，我跟老人说起那本书，张老觉得，也许我能跟他聊些什么，才有了这篇口述。

在张芝联的生命中，燕京大学不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他的父亲张寿镛创建的光华大学。从张芝联早年的理想来看，如果让他自由地选择，他也许不是现在学贯中西的世界史学者，而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但是1949年之后的种种运动，改变了张芝联的道路，也让他与燕京大学发生了第三次联系，从此，张芝联的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校园里。当初张芝联选择离开光华重返燕园的真实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小心翼翼地去触及了这个问题。张芝联的回答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回答中，却蕴含了很复杂的感情。我没有探究下去，怕谈到老人的伤心之处。

回到燕京之后，张芝联在各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这恐怕也和他选择离开光华有关。这些问题，我没有在老人那里得到求证，大概问了，他也不会说得很明白。老人更加津津乐道的是关于光华大学，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这是张老的父亲张寿镛先生的遗言，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父亲的遗愿。从这个愿望中，张芝联对于早年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支撑他的，还是青年时代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