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周汝昌一生坎坷，20多岁时即双耳失聪。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现为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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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燕京生涯可谓传奇，两进两出：他1939年考入燕大西语系，1940年才得入学，这是周汝昌一进燕园；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封锁燕园，周汝昌回到老家，这是一出；抗战胜利，在老家的周汝昌听说燕园复校后，致信学校要求重返燕园，但是校方说复学期限已满，于是经历沦陷的周汝昌在1947年秋天经过再一次考试之后又一次回到燕园；直到1951年他离开燕大到华西大学任教，整整是两进两出。周汝昌这样回忆他考入燕园前后的情景：

1936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那里是闻名遐迩的南开大学的发祥地。我读高二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自那以后，半亡国的生活经历就开始了。那时候，天津所有的教育部门都被伪华北政府控制，我是坚决不入那种学校去读书的，但是我还想考大学，就找了一个法国教会学校，考了那所学校的插班生。1939年秋天，我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为了什么选择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京捡选学校，只有燕京大学不受敌伪政权控制。说起来你们这代人大概不能了解，爱国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的。

燕京当时的费用是比较高的，以我家里的条件，根本就读不起。我从高二开始一直是靠奖学金来生活的，投考燕大之前，我也是在申请到了奖学金才下了决定的。就在我得知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老家那里发生了大水。我的家在天津郊区，是土房，周围的水深到了两尺，水再高三寸，房子就会被泡塌。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搬着铺盖卷去读书？要是去了，等我一回头，家已经没有了啊。就这样，等水退了，我才到燕园去读书，那已经是1940年了。

进入燕园读了一年半，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园被封锁，当时燕京的学生都被驱散，我就只好又回到老家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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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燕园，周汝昌获得了与在南开中学不同的体验，“我之前所在的南开中学虽然只是一所中学，但是采用的都是英文的原教材（当时也没有中文教材），课程有平面几何、代数、三角学，英文课程则有语法、翻译和作文，教学水平非常高，有‘小学府’之称。但是南开中学也有个缺憾，那就是让学生读死书，学生也很少接触刊物，对于学生来说，重要的就是拿高分。我当时在学校因为成绩好还得了一个‘铁第一’的外号。”

而从南开进入燕京，“条条框框没有了，古今中外的书籍、各式各样的杂志都可以看，学生思想的活跃、学校的教学精神、校外的大书店，都让我感觉好极了。现在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校园。当时燕园的图书馆藏书除了北京图书馆（现在是国图）之外，恐怕就要数它了。我在燕园的课余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了，所以我说那里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图书馆有两层，二层是藏书库。借书的程序十分简单，我到了那里，在借书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把借书证交给馆员，馆员把书拿下来，书里也有个借书单，你再把名字填上去，就算完了，无论多么名贵的书，你都能抱回宿舍去看，要什么有什么。图书馆的两层都有座位，可以坐到那里看书。座位的四周，各种工具书（因为使用频率比较高，不便借来借去）齐齐备备地放在那里。你用什么书，可以拿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用完之后，你不用管那些书，闭馆之后，馆员会把那些工具书归回原位。哎呀，真好啊！”

“燕园的气氛是民主、和睦和自由的，它从来不因为是一所教会大学来影响学生信奉基督教。学校里有个神学院，在一个角落上，神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研究他们感兴趣的神学。从来没有人来拉你去信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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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语系，在燕京大学来说算是人数多的，有三十来人。燕京大学为了保持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师生的比例很高，燕京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千数。“那时候，中英文特别好的，可以免读，我因为中文出色，获得了免读的资格。但是英文还要读，当时教英文的老师是在北京办报多年的英文编辑,一条腿有点拐，走路颤巍巍的。我上了两堂课，老师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到了第三堂课，老师问问题，我还没有开口，老师就说：‘你不要答，让后面的人答。下课后你跟我来。’下课后，我跟老师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开了一个条子，然后让我去找系主任谢狄克。我一看怎么回事？老师说我不需要读大一英文了，让我去找系主任安排其他课程。谢狄克看了条子，也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教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老师。我又拿着条子找到了那个老师，老师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之后她又可以多一个学生了。我向老师说了我的疑虑：大一英文虽然免了，但是十九世纪文学对我来说却有点难。老师笑容满面：‘我不那么认为，你的英文水平已经足够了。’”

说起燕园见闻，还有一件事让周汝昌念念不忘，“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狄克，在日本人封锁燕园的那天，他最后的那一课没能讲完，后来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燕大复校之后，他从美国回来，说：‘我还要讲一课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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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被日本人占领后，燕京大学搬到成都，周汝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跟随前往，就回到了老家。“当时天津有个敌伪组织叫新民会，收买了很多汉奸在各地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给他们尽力，我为了躲避他们的搜罗，躲在家里暗室里，外面都堆上木头板子。但是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我躲在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了一个小学去教书，推诿他们说有工作。但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哪里能够摆脱他们的魔爪？小学课本上的第一课就写着：‘太阳出来了，快来看太阳！（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亡国的滋味，屈辱啊！我和父亲，为了抵制日货，宁可麻烦费事，买东西也要在上海唯一的国货公司三友公司邮购。这些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能体会了。”那段时期，“我跟老师顾随把燕园作为祖国的象征（燕京人从来没有把燕京看成美国的学校）诗词唱和，隐讳地表达我们对日本人的愤慨。我们怀念被日本人占领之前在沦陷区作为中国象征的孤岛燕园，这种心情，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