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五四的时候，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的主权理应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又把山东划分给了日本。父亲当时正好身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写信给林长民，意思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了。林长民写了一篇揭露巴黎和会的文章传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北大的学生就一起起来抗议巴黎和会，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父亲在那个时期还是为了抵抗国家的屈辱不停地呐喊。

从国外回来之后，父亲的影响超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反过来说，在政治上，他依然是一个失败者，只是一介书生而已。

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

父亲一生爱国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九人都是爱国的。我们中间有七个人在国外学习，又全都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太早。1918年之后，父亲绝意政治，曾经许过一个愿：60岁之后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女上面。结果，他57岁就去世了，我没能得到他的直接教育，否则的话，我的古文、国学方面的底蕴要比现在好很多。父亲很希望他的子女当中能够有一个搞自然科学的，我现在搞工程也算是了了他的一个遗愿，虽然这条路是我自然而然地走过来的，也没有去刻意选择。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觉得很光荣。也许有很多人觉得有一个伟人的父亲，身处他的光环之下对于自己会有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我们是各走各的路。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很有前瞻性。虽然他的很多思想都没有能够实践。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

父亲去世后，对于他的褒贬一直不一。新中国建立之后，曾经有一段极左思潮的时期，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依然被认为是“保皇党”。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当时如果这样的一个父亲，无疑会波及到子女，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我当时在搞两弹一星，是属于尖端的技术，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否则的话，我的命运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受到更严重的批判？被狠狠地打倒？这在那个时代里是都有可能的。就是这样，我也是属于“靠边站”的一类人，可能是在技术上还要用我。不单单是我，我的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没有能够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而且他们的遭遇比我的要更差一些。

在我们所里，造反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当时这些所谓的造反派经常互相批斗，激烈的时候还会动手。后来我就躲开这些造反派，专心搞我的工作。但是家里还是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到了我母亲（王夫人）的家里，把东西都抄走了。而我，由于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能在她的身边，也没能把她的骨灰保存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后来我在父亲墓的旁边种了一棵树，并且把它命名为“母亲树”，以此来纪念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