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平民学习。他们受了千辛万苦，他自己有一种不朽的经验，他们受过的苦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民间流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触景而行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气派多大！这些话很能代表一般乡民的精神状态。”

当时父亲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在定县包括运用注音字母识字遣词；阅读联系实际指导行动的课本、文艺创作和民间读物；学习科学技术常识开展实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农民投稿、编辑、发行，稿件涉及文艺、生计、卫生、社会公益活动、抗日活动诸方面，不会写的字可用注音字母代替。当时平教会创办了县广播电台，组织农民编排节目，播放国内外新闻、教唱歌曲、播送农产品日用品行情及教育动态。公民教育主要是进行团结、自治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平民学校毕业生在各村的同学会为核心，开展各项社会教育公益活动。实际上，农民报、广播电台、农民剧团、卫生保健网、农业合作社都起着教育和组织作用。

我对平教会的印象，对农民工作的印象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跟我讲他们在农村的故事。他说：平民学校毕业生是以后乡村建设的骨干，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毕业同学会。他们有时候去抓赌，赌钱都是地主在那里赌，他们抓赌地主把他们赶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在地主的门上洒粪，洒的是驴粪。我父亲说："抓赌好是好,但是,当是用法律的办法去解决,不要自己去这样做。"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越来越逼近定县了, 那一带已经开始武装了。我看到平民毕业同学会有自发的武装。我们有一个巴中县的亲戚,，黄埔军校毕业的，他学的是警察，他到定县给平民学校学生做军事训练。他们是有带武装的，带盒子炮。

从我父亲的工作，我对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干些公益的事就有印象了。后来我到了南开中学，那时候有个同学对我说共产党的事，说共产党组织农民打日本，我就信了，我说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比较笃信共产党了。

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Mr.J.P.McEvy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

二次大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父亲对这种说法作了补充。那就是于这四种自由之外，人们还应该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他把这个论题跟美国的朋友研讨，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应。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Mr.J.P.McEvy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并先由Mr.J.P.McEvy把纲要写成文章，刊载在当年11月的美国《读者文摘》。文章简要叙述中国“平教”工作以及父亲荣膺“现代革命者”的事迹，结论引述他的话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陷于苦力阶级”，“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且受教育而参加他们自己的建设工作；否则将没有和平而言。”“平民教育将造就每一个人成为完全的人，那时他就是任和其他人的兄弟！”“我谦恭地相信，世界需要这一世界民主、世界和平的教育。这样，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种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何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当时《读者文摘》有九种文字版，每期销售一千万份。父亲的警语就藉它的广泛发行传布世人。6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在想想父亲的话，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我认识到父亲的价值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刚才跟你讲过有一件事影响了我，使我对于共产党的事业非常相信。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看得出他对我是比较失望的。

1950年我选择回国，父亲没有阻拦。回国后，我对国内的形势感到雀跃鼓舞，当时我说，如果让我在父亲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共产党。当时我给父亲写信宣扬我们国内的建设是如何红火。他都不置一词。

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父亲最喜欢的是我的小弟弟晏福民。弟弟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男孩，他讲话很有分寸。小时候家中来电话，他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有条理，别人也常常对父亲夸奖他。

后来他到了北京大学学政治经济学，是父亲推荐的。父亲的本意是要他在将来继承他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他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在国家体委工作，当时贺龙是体委主任。当时体委的许多会议就是弟弟福民主持的，贺龙元帅很欣赏他，经常点名让他主持会议。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贺龙元帅被关押起来。作为贺龙的得意门生，弟弟福民也被隔离反省。他想不通，就卧轨自杀了。当时我也在隔离之中，让我写了很多检查，主要是检讨父亲的反动，后来我就把这些检查烧掉了。弟弟的情况比我要复杂一些。

对于弟弟的死讯我们对父亲隐瞒了很久，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察觉到了。他说，怎么这么久没有福民的消息呢。之后就隐瞒不住了。弟弟的死使父亲很悲痛，也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现在，我也老了，逐渐认识了父亲思想的价值。我觉得父亲的思想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补充，如果可以让他的平民教育在国内继续推行下去，国内的农民状况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