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晏阳初，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22年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时在长沙招聘的100多个义务教员中，就有青年毛泽东。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长。1926年至1936年，进行“定县实验”。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补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提出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鉴于晏阳初“将繁难的汉字简化易读，用书本知识开启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用科学方法指导农民发展生产”，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是惟一获此殊荣的亚洲人。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特列晏阳初条款。1950年移居美国。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90年1月，晏阳初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0岁。 

口述/晏振东

四合院的西边有个网球场，在网球场的南边有一个平房，我父亲的英文秘书就住在这个平房里，我们都叫她金小姐……

我出生于1922年。我7岁那年（1929年），父亲晏阳初到了定县东亭镇翟城村举办“识字班”，之后的一年，我们全家就都搬了过来跟父亲团聚，父亲的重要同事们也都是在这一年里相继搬了过去。当时我已经八岁了，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也没有感到什么波动，反倒在定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四合院，爸爸妈妈睡在北边西侧的屋子里，我和弟弟睡在南面东侧的大房间里。四合院旁边住了许多农民，我和那些农家的小伙伴玩的非常融洽。他们请我吃烤白薯，我则叫他们骑自行车。我那时是有点傻里傻气的，还曾经一边蹲茅坑一边吃白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

四合院的西边有个网球场，在网球场的南边有一个平房，我父亲的英文秘书就住在这个平房里，我们都叫她金小姐。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不过我还记得她养的哈巴狗的名字，叫Terry。小狗长着柔顺的、金黄色的毛，非常招人待见。Terry最喜欢我们的厨子，到了厨子做饭的时候，Terry就颠颠地跑过去。Terry这时候表现得特别乖巧，厨子说“你打滚”，它就在地上打个滚。Terry除了跟厨子好以外，跟我也特别好。我经常带着它一起玩。

爸爸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多，除了带我们出去玩以外还会给我们讲述他童年的故事。父亲小时候读的是私塾，他六岁那年，又一次放学回家，在路看到一个庙里有唱戏的。他就挤进去看，戏台上那些入将出相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他。看得正入神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推撞他。他回过头一看，他的一个同学正在得意洋洋地嘻笑。这下可把他气坏了，照着那小孩的面颊就是一巴掌，打得那个小孩脸上立马出了五个红手印。父亲知道自己闯了祸，赶忙回家躲在卧室蒙头大睡，不料那孩子跟他的母亲跑来跟我祖母吴太夫人论理。吴太夫人给人陪完不是，也不说话，拿了一个小木棍，来到父亲睡觉的屋子，掀起被子，狠狠地揍了父亲一顿。父亲说这件事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大。

1903年，父亲在父母的安排下随同他的大哥到外国人在保宁办的一所学校去读书。保宁离他们家大约有四百里的路，中间还有许多山。父亲和他的大哥要走着到达保宁，在路上，他们跟背盐包的劳工一起气喘吁吁地爬山，晚上就跟他们一起在村里简陋的客栈中寄宿，大家在一个大木盆中用热水烫脚，然后一起吃饭。这是父亲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的“苦工”，并且感受到他们的生活。

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平教总会”，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就决然前往宪兵司令部，质问拘捕“平教总会”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

父亲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报人，我觉得他有那个时代报人的风骨。在父亲创办“平教会”初期，他和他的同仁们还创办过一份报纸，叫《农民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国民间都要集会纪念这一国耻。1928年的5月9日，《农民报》发表了勿忘国耻的纪念文字。北京奉军宪兵司令部竟然认为有损国家威严，派兵封查《农民报》，还包围了“平教总会”，指名要逮捕总干事晏阳初。

当时父亲正好有事去了天津，父亲的同事陈筑山面对气势汹汹的宪兵面无惧色，并自请前往宪兵部。可是宪兵部不但带走了陈筑山，还把“总会”的全部职员一起带走。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平教总会”，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就决然前往宪兵司令部，质问拘捕“平教总会”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宪兵虽然拿父亲没有办法，但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父亲通过张学良将军才把他的同仁们救出。说起这一段事情，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回复之后，前往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发现陈筑山正在专心致志地教两名宪兵读千字文，都没有发现他的到来。当陈筑山他们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有的宪兵竟然依依不舍起来，希望陈能教会他们读书。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今天的人们经常说博士下乡这个词，其实我父亲跟他的同事们在78年前已经在当时的定县亲身实践了。 

刚才我跟你讲过，我们家在1929年搬到了定县。父亲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当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人，除了我父亲，还有担任过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陈筑山、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的郑锦，留美的谢扶雅、瞿菊农、冯锐、熊佛西、李景汉、汤茂如、霍六丁，留日的陈筑山、张天放，留德的黎季纯和留法的孙伏园等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父亲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