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也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口述：宗璞

虽然父亲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父亲晚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每天上午他都是在书房写作，很多年都没有中断。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开过夜车。在晚年，父亲依然保持了他持之以恒的规律生活。每天上午一进入书房，各种哲学上的思想就纷沓而来，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口授存在他头脑之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父亲的晚年生活很艰难，因为身上各种病很多，眼睛也不行了，所以采取口授让人记录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著作。我最近在报上看到让年轻人戴上各种仪器来体验老年人的生活的实验，以此来说明老年人的生活就像带上了各种枷锁，关节等身体的各个方面都不灵了。父亲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来坚持“写作”的，虽然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

那个时候，他经常去医院，吃各种药。他经常说：现在是因为书还没有完成，等书完成了，有病就不用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的腿肿得很厉害，我就叫人给他做了一个放脚的木架子，以便让他能够舒服一点。现在我的脚有时候也会肿，但是那个木架子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当时我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的。

父亲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写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东西。当时也有人劝他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但是父亲不同意，他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现出来。

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父亲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为看重的大书《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年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替父亲交稿。我是一个人去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出版社当时也很热心，很快把稿子的清样打了出来。这部书的前六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都很顺利，但是第七册却至今没有在该社出版。人民出版社曾要求我同意删去批评毛泽东的有碍文字，我拒绝了。我想，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在发表后可以讨论。（当时有些政协委员两次提出：人民出版社应该把冯先生的书出全。政协委员的意见提出以后，得到答复，说第七编有问题，不能出。后来我也曾经给李瑞环写信，但是却没有下文。后来人民出版社几次找到我，要求我同意把书中的有关字话去掉，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直到现在，人民出版社也没能出版第七册，就是因为书中有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其实父亲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让大家讨论，才算是百家争鸣。）

父亲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曾经写道：这本书如不能出版，余则为王船山矣。在解放之后，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折腾，要经常否定自己以求过关，并且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可是这次写完全是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真正认识到的思想，就是要写出他自己心里想说出的话。到了后来，父亲越写越自由，越来越不依傍别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海阔天空我自飞”。

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两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

父亲不止一次说过：等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这话让人心痛，在父亲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父亲尽快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他在心愿完成之后身体会垮掉。《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之后，我们建议他去写另一本著作《余生札记》，写一些他在文艺上的随感。有时他的一些朋友来看望他，也总是提醒他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父亲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在“文革”以后才渐渐恢复起来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不敢随便来往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祸上身。在父亲晚年，来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学生，和他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大多已经凋落。

张岱年先生和父亲的交往相当的早，张先生从师大毕业之后到清华作助教，后来又和我的七姑结婚。当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的乙所，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做新房。张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七八岁，结婚需要有人给新娘子拉纱，给七姑拉纱的人就是我。后来抗战爆发，我们全家搬到城里，张先生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南去。

父亲去世那天，张先生一早就到了我们家，执意要到太平间看看父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却不肯。后来由清华的两个人陪着张先生到友谊医院看望。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一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我想，那正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