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所谓划清界线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每周六、周日到他那里，有时在他那里呆三四个小时，有时呆大半天。偶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下班之后就骑自行车赶到他那里。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体上怎么生活。

当时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访张燕妮不知道她说到过没有？（记者插话说，说起过，张老师说起梁先生当时到张先生家里去，就给张先生打电话，说让大嫂给我准备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幅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的，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造成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很默契。

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

新中国之后父亲退出政治舞台，世人多认为是因为父亲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天九地”说触犯了毛泽东，被迫离开政治。其实并非如此。早在一九四六年，父亲就写信让周恩来转交毛泽东，表达了自己不想参加联合政府，只想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但是当时毛泽东不同意，他对父亲说，搞政治与搞研究并不妨碍，你可以一边做联合政府的成员，一方面搞你的学术研究。作为父亲多年老朋友的周恩来说得更直接：我们一起把蒋介石逼得放开了政权，让大家都可以在政府里享有一定的权力，你怎么可以退出呢？

父亲最终并没有如愿，一方面是两位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民盟没有秘书长，有些人想当，但是别人却不愿意让他们当，而父亲不想当却偏偏推托不掉。所以父亲答应在民盟暂时当三个月的秘书长，可是三月之后父亲依然无法脱身政治。

1949年3月，父亲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父亲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吗？当时毛泽东就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不满一直克制到了1953年才发作。父亲当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当时父亲的想法，可谓天真极了。

到了1953年，毛泽东的不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之后，父亲的处境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于父亲来说，那却是个耕耘和收获的年代，他陆续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人生与人心》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是个不喜欢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亲弥留之际，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划清界线、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无形中也就不存在了。当时父亲住在一个一居室里面，他和继母一人住一个屋子。我过去也没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频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下班之后轮流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父亲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在父亲那里，为了迎合他的生活习惯，我们都主动放下了自己的生活爱好。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虽然我喜欢西洋音乐，也只好不听。而谈话，则就是围绕着学术或者政治这些话题展开，但也只有我和哥哥这一代人能够跟他沟通了。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了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着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但是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医生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虽然他觉得泻药并没有必要吃，可是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的泻药。

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我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写遗嘱。父亲没有什么财产，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文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