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听从了主席的劝告，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父亲说他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这篇文章发表在2月15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揭露了很多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恰巧于2月15号召开）不敢公开的内幕。第二件事，是在《国闻周报》发表了《陕北之行》；第三件事，是发表和召开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演讲和座谈会，更直接地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父亲说：钱是不能收的，好话也不能说，除非你们能够掉过头来去打日本

父亲新闻生涯中第二个关键的阶段，就是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7年11月4日，父亲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社会团体，并推举父亲、恽逸群还有羊枣负责筹备。四天之后的晚上七点，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成立了，羊枣、恽逸群、我父亲、章丹枫等15个人出席并参加了这个团体。最后，父亲和另外四个人成为协会的总干事。

协会成立之后，授权我父亲到武汉去发展分会，推动协会的发展。1938年3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汉口召开了更大规模的成立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大会成立之前，父亲他们到国民党中宣部申请立案，国民党的中宣部答复说：你们用学会可以，但是协会不行。所以在成立的时候，就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了。

这次的成立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上海、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香港以及南洋都有代表参加，当时轰动一时，国内的名流如郭沫若、杜重远、沈钧儒、《新华日报》的潘梓年、《大公报》的张季鸾和王芸生、《扫荡报》的丁文安、《武汉日报》的王亚明，国际友人如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罗果夫等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由父亲主持，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并选举理事和常务理事。常务理事由父亲、徐迈进和钟期森担任。学会成立后，党派陈同生同志领导学会的工作。

青年记者学会的成立等于把全国的青年记者从原来的分散状态集中地组织起来了。在此之后有很多记者有组织地到抗日前线去采访。当时“青记”就成为了团结广大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核心。父亲为了学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很多的组织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父亲有几件事情值得一说。其一是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可杀刘汝明》。刘汝明是国民党察哈尔地区的主席和一个军的军长，由于他采取不抵抗主义，父亲愤而写了这篇文章。刘汝明得知父亲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就派人来收买父亲，表示如果父亲能够写文章说说他的好话，就给父亲多少多少云云。父亲说：钱是不能收的，好话也不能说，除非你们能够掉过头来去打日本。另一件事情跟这件事情略有不同。当时汤恩伯的部队有抗日的表现，父亲就在文章当中赞扬了他。汤恩伯得知以后立刻托人送给父亲五千大洋，父亲对此更是坚决地拒绝，并指责汤恩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体现了父亲作为记者的操守。

周总理对父亲说：长江啊，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

1942年8月，父亲到达新四军总部。1946年5月，他又到南京参加中共代表团跟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这四年期间，父亲主要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的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社长以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等职务。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破裂，父亲奉调回到延安。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父亲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父亲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重要的时期。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当时毛主席决定放弃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打游击，领导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当时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不到一千人的中央纵队，我在一封信上看到的数字是八百多人，作为中共中央的工作机关。

父亲当时领导的五十多个人被编为四大队，主要的任务是收集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翻译和编辑成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参考。另外一个任务，则是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社论和评论转发给涉县的新华总社，然后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

在极为艰难困苦危险的环境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给予的任务，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据当时曾经在四大队工作过的李东生同志回忆：1948年2月12日，主席正在忙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成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文章一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当时要经父亲的手由新华社电台发到全国各地征求意见。主席在2月16日凌晨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范长江，争取下午拍发完。当时主席所说的三章总共有七千多字，上面还有很多主席修改过的地方。这样紧张的任务，李东生回忆说不亚于“一场战斗”。但是就是这样繁重的任务，在四大队同事们的集体努力之下，当天就完成了。

1947年9月11日，父亲曾经给廖承志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父亲在信中说了自己的几点感受。父亲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中央在文章的处理上认真求精的精神，“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重要的文章绝大部分都要在任、周、陆详细传阅研究后，主席又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时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1947年6月8日晚上，下着瓢泼大雨，中央纵队几百个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赶冒雨行军。在天快亮的时候，周总理对父亲说：长江啊，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父亲痛快地答应道：要写，要写。解放以后，父亲一直记着总理说的话，在工作之余就写了一个转战陕北的剧本提纲。但是当时工作繁忙未能完成，随之而来的“文革”运动使父亲这个梦想更加没有实现的可能。“文革”之前，父亲把他搜集的转战陕北的材料都交给了他曾经的同事李东生。1989年，李东生执笔完成了剧本《巍巍昆仑》，并拍成电影上映。这时，距离总理跟父亲说那番话时已经过去42年了。

在同学们相互说自己家长的时候，我冒出了一句话：“我姥爷入党都七十周年了。”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三岁的时候。我是1946年6月5日出生的，当时父亲正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在南京跟国民党谈判。当时我的母亲沈谱带着我，后来根据组织的指示我们辗转到了上海。因为带着我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母亲就把我寄养在我舅舅家。

1949年6月，父亲被派到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的社长和文管会副主任。父亲到上海之后就到舅舅家里去看我。我的表姐回忆，父亲看到我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又没有带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儿子。父亲就把他自己带在身上的手枪卸了子弹给我玩。我当时高兴极了，拿着手枪玩了半天。

11月，父亲调回北京工作。随后的1950年，我也跟着舅舅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回家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当时我也就三四岁吧，每天都磨着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对于我的要求却都尽量满足。父亲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编的，赋予动物种种人的特性。在我的童年里，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亲晚上给我讲故事。

我在育才小学上的学，当时那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干部子弟，实行的是住校制度。一到周六的时候，很多干部都让自己的司机开着车到学校门口等着接孩子回家，我自然也是希望能有汽车来接我。但是我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父亲的警卫员祝铁光叔叔骑着自行车在等我。我当时觉得很没有面子，问铁光叔叔：“怎么您来了？”铁光叔叔说：“你爸爸不许用他的车来接。”我只好坐在铁光叔叔自行车的大梁上回了家。

由于学校有那种互相攀比的环境，同学们经常看看谁的家长官大、车好。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有一个同学说有一次我吹牛把他们都镇住了。这件事挺有意思，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同学们相互说自己家长的时候，我冒出了一句话：“我姥爷入党都七十周年了。”同学们都知道我姥爷沈钧儒年龄比较大，都以为我说的是真的，都惊讶极了。不过后来我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因为在那时的七十年前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我的姥爷也刚刚十岁，而且他是民主人士，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当时学校的那种环境就让我这样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