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种攀比的情绪在家中也多多少少地流露了出来，父亲察觉到之后，觉得不太好。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提出要给我转学，转到离我们家很近的一所普通小学。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四中读初中，开始是走读，到了1960年，父亲突然提出让我住校。我当时一想，住校伙食太差了，就不想去。父亲跟我说：“全国人民都挺苦的，咱们也不能搞特殊。”最后我还是满腹委屈地去住校了。

到了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在学校成绩优秀被保送，所以不用参加考试，很早就放假了。我当时很高兴，对爸爸说：“我被保送了，这个暑假特别长，我可以好好玩玩了！”没过几天，父亲找到我说：“你这个暑假别玩了，我给你一个任务。”我一听就知道没有“好事”，果然，父亲提出要我到农场劳动。我一听就很别扭，但是拗不过父亲，还是去了。到了那里一看，什么活都有。在农场干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都累得腰酸腿疼。等我走的时候，农场的叔叔阿姨给了我两个装满了农场蔬菜的筐和一个扁担。我就挑着这些蔬菜，费了好大的劲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了。回家之后，父亲笑呵呵地问我：“怎么样？那里不错吧？”我无奈地说：“挺好的，挺好的……”不过后来“文化大革命”插队的时候，别人都受不了的苦，我反倒觉得没有什么。

“文革”以前，父亲一再坚持他私人用车一定要上报

我们住在罗圈胡同的时候，家里有两排房子，非常宽敞。后来父亲说咱们住这么多的房子是不是太多了，就自动提出退了一排。房子退掉之后，我和弟弟就给安排到了一个屋子里睡，父亲给我们找了个上下铺的双层床。当时我的好多同学都知道我们家有双层床。

后来房子太旧了，国管局提出给我们家进行修缮。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参加“四清”运动，等他回家以后，发现院子整修一新，我们告诉他是国管局修的。父亲说：“不行，修自己的院子怎么能让公家出钱呢。”后来他问清了修房子花了多少钱，自己交上了修缮的费用。

“文革”以前，首长用车是有规定的。首长私人用车要登记上报，费用从工资中扣除。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按规定做，用了也就用了。给父亲开车的司机想：别人不报我也不报。但是父亲一再坚持他私人用车一定要上报。说了几次司机还没有上报，父亲就火了，司机一看父亲真生气了，才把父亲办私事用的车上报了。

据我妈妈回忆，“文革”前，父亲生过一次病。在养病期间，父亲对妈妈说：“我现在病了，不能为党工作，工资应该扣除。”当时并没有人要求扣他的工资，但是父亲还是要求妈妈主动上交了两千块钱，作为自己不能工作扣除的工资。

在那个年代中，父亲的日记和信件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他的材料

在大跃进期间，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谈到了浮夸风的问题。他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能，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儿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产量。”散会之后，他的司机对他说：“这么大一个会你这样说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但是父亲说：“我只能实事求是。”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批判和斗争。在他受审查期间，机关造反派要他写交待材料。现在我们还保存着三份他所写的所谓交待材料。其中有两篇写于1968年12月14日，写的是关于他在国新社工作的情况，另外一篇写于1969年1月。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说就要挨批斗，遭受人身侮辱甚至挨打，但是在这些东西里面，父亲依然保持了他实事求是的本色。

父亲当时在思想上很困惑，为了帮助当时的组织了解情况，他上交了自己几十年的日记以及信件，希望能够用自己坦白的胸怀换来组织的信任。但是在那个年代中这些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父亲的材料。1970年，父亲在河南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当时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我和大弟范东生到了河南给父亲处理后事。找到父亲的遗体之后，在许昌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了北京。

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对于他的问题仍然没有任何结论。1972年，我妈妈和我们兄弟几个觉得对于父亲的问题应该据理力争，10月12号，母亲、我还有老三范小军在家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希望主席能够过问父亲的问题。信写完之后，我和小军骑着自行车到了中南海西门，把信交给传达室。后来我们得知，在这之后的第四天，那天正好是我父亲的生日，主席看到了我们的信并在信上批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个消息被机关造反派封锁，我们很久之后才知道。

问题解决之后，我调回北京，三弟小军参军和四弟小建上大学也才有了可能，之前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父亲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是又经历了许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12月，给父亲正式平反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召开，父亲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这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