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它与宗教法庭的名声差不多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也象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俟成功。大执禁读书目便地位骤增，成为想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读者的向导书。还不止这些。十六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目录》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