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时令气候外，地域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体的生命活动。我国幅员辽阔，北方多干燥寒冷，南方多湿润温暖。如地域环境突然改变，则一般人在开始时多感到不太舒适，以后才会慢慢调节适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水土不服”的现象。

地域环境的不同，对疾病的发生也有一定影响，有些地方病或“水土病”的发生，就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由于中医强调“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整体观念，故对病证的辨识也常结合人体的外在环境，诸如地势高下、五方域区、气象寒温等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总结了我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的人民的一般生理、病证特点和治疗法则，提出了东方之域，鱼盐之地，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为瘫疡，其治宜砭石；西方砂石之地，其民华实而脂肥，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为作用强烈的药物，非真正有毒的药）；北方为闭藏之域，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熨（一种温热的治疗方法）；南方阳光充足，其民多皮肤致密而色红，病证多痉挛麻痹，其治宜针刺；中央地平多湿，其民食物较杂，其病多痿弱发寒热，其治宜多用按摩气功。这些根据地域环境习惯影响人体素质而鉴识病证的经验总结，对某一具体病人来说，虽难免例外，但其所体现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却是非常重要且富于医学实践指导意义的。

现代医学对某些疾病的诊断，也常重视地理环境等因素。如某些缺碘地区，居民易患甲状腺肿（大脖子病）；某些湖沼地带因适于钉螺繁殖而易使人得血吸虫病；其它如我国北方的“大骨节病”，冰封地带的“雪盲”，山林多蚊区的“血丝虫病”、“疟疾”，热带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等，多富有明显的地方病特征并受特定环境的影响。

以上事例说明，疾病的发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与四时气候、地域环境和个人体质（包括生活习惯）都有关系。所以，中医在诊治疾病时，常考虑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和不同病人体质等特点分别对待，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这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也就是说，治病不仅要看到病人的整体，还要看到人与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故中医认为，诊治疾病如不依据天时气候，不掌握地理环境等特点，则常导致失误而加重病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指出：“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如治外感发热，在气候温热时就宜用辛凉药来解除体表之热；而在阴雨太过时，则宜用芳香药以驱化湿浊的病气。如一九五五年大陆石家庄的B型脑炎流行时，因病证偏于暑温，故当时用清热生津的白虎汤收到满意的冶疗效果；而当一九五六年北京气候多雨正流行此病时，因病证偏于湿热，故再用白虎汤无效而改用清热化湿的三仁汤加减，又收到疗效。这说明人体的生理和疾病现象，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中医的这种通过长期医学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值得重视的。

当然，在开展疾病的防冶工作中，人们不仅要适应自然，更要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相对而言，中医在这方面的经验累积是缺乏的，从而反映在理论阐述上也不足够。人所共知，人们只有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才能最终战胜疾病，相反，如果不掌握自然规律而破坏自然，则将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