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出入豪华餐厅的人不愿再去吃杰克·马尔哈利闻名遐迩的海鲜杂烩汤和菜豆，这是一个规律，得到了政治经济学教授和我们的治安法官的认可。当然，万一迫于实际需要，他们也会满足于平头百姓的粗茶淡饭。但是他们会竭尽全力维持其早已习以为常的卓越水准，除非到了实在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我们的头十个世纪，活跃在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野蛮人是一些生活简单的人，这通常指他们毫无品位。对他们来说，数量为先，质量次之，大冰河时代以来的基本保持原样的大陆，很容易满足他们对一条木凳、一块肥牛肉和不限量麦芽酒的需求。再说，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而去做的人却寥寥无几，因此他们多余的能量完全消耗在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上了。大致说来，他们用了１０００年的时间才定居下来。于是大功告成，和平与安宁回归大地。对老一辈人来说，和平与安宁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漫游症。要是在十个世纪前，这种漫游症就会导致另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爆发。但到这时，西方的人民再一次接受了唯一的主宰，他不拥有世俗权力。然而，他的精神武器可以使瑞士雇佣军全军覆没。他的纸箭可以穿透固若金汤的城墙。他稍不高兴，比皇帝或国王发出的战争威胁还可怕。 由于身边云集着聪明绝顶的外交官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能够将不断升级的动乱通过对外征服这一有效渠道转移出去并向东方进行大迁移，即此后的所谓十字军东征时期。不幸的是，这一事件经常被用做浪漫诗篇的题材，以至于我们往往会忘记这场冲突平淡无奇的本质。

古代世界是地中海的世界。谁控制着那一浩渺的水域，谁就能够向人类发号施令。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出没于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纵深海湾和居住在摩洛哥、的黎波里以及埃及浅水海岸的成群结队的海盗们，只希望在当地取得小小的胜利，不可能企及更多。只有 “种族群体”———通过成千上万年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聚集在一起的庞大人群———才能够应付那些必须大规模解决的问题。他们深知自己担负的风险，因为像这样的争端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来说往往都是灾难性的。

以前这种风险只有两次发展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当时作为西方捍卫者的希腊人打败了入侵的波斯人并发动了一系列有效的反击，将敌人远远地赶到了印度河岸边。第二次是２００年后，在迦太基人最后的堡垒灰飞烟灭之前，罗马帝国几近亡 国，罗马人通过发挥民族的力量才得以躲过这一灾难。接着，在此后的八个多世纪里，天下太平无事。但是在６２２年，亚洲打着一个全新先知的旗号再一次准备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争夺。这次行动是按照真正庞大的规模筹划的。穆罕默德的左翼军占领了西班牙。与此同时，他的右翼军通过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到了那个时候，基督教会的领袖才大吃一惊，随即宣布圣战。从军事的角度看，亚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失败了。但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自罗马帝国消失以来，欧洲民族第一次受到了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比他们发达的文明的影响。他们东征时屠杀异教徒并掠夺其财富，凯旋时带回了对奢华和舒适的全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