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世界念，对自己枯燥乏味生存方式的简陋粗俗深感厌恶。基本观念的这一突变很快便反映在生活在西方大陆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老一代人 （沿袭所有老一代习惯的人）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祖先们的朴素美德。孩子们对此耸耸肩，一笑了之。他们去过 “大城市”，见多识广。他们悄悄地等待时机，一旦老的死了，他们就赶忙把客厅粉饰一新，请两个外来的厨师，把儿子打发到附近城镇里去，去学如何做银行家或工厂主，这样就会在一生中获得经过千年的田间劳作都不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教会感到不满了。这是它绝对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唉！凯旋的英雄们不再对那种神圣且不加质疑的热情感到振奋不已，这种热情曾是其父辈和祖辈的一大特征。朋友相知可能导致相轻。但敌人相熟往往产生互敬。结果是教堂衰败。但私人豪宅和装饰富丽的市政建筑到处拔地而起。我既不说这是好事，也不说这是坏事。我只是在讲述一个事实。如果你愿下结论，悉听尊便。  

在地中海的彼岸，对那种奇怪宗教信仰的热情也已大减，该宗教信仰通过屠杀俘虏的数量来衡量对真主安拉的敬仰。总之，双方接受了僵持局面，愿意达成妥协，这对双方的商人来说意味着财源滚滚。被万千铁蹄践踏的古代通商之路开始修复。羸弱的骆驼再次负重，从卡什加向大马士革迈进。就像古时候一样，威尼斯的小帆船和热那亚的大木船又开始经常往来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之间。因此世界太平，在黎凡特谈妥一桩生意的利润率从零猛增到了４００％。接着，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重大事件往往会改变以后的整个历史面貌。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在１３世纪中叶。令人望而生畏的鞑靼人踏上了征途，从阿穆尔河到维斯瓦河，面对潮水般涌来的龇牙咧嘴的黄皮肤小鬼，人们惊慌失措，闻风而逃。在逃亡的人群中有一支游牧民族 （至多有两三百户人家），自远古以来他们就在亚洲的心脏地带和平地生活着。

他们差不多逃到了地中海地区，接着听说危险已过，便决定重返家园。为了回家，他们必须渡过幼发拉底河。但是意外发生了。他们的首领从马背上失足葬身河中。仍然停留在河西岸的人们惊恐万分，他们认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是上天直接发出的警告，于是要求波斯国王让他们留在原地。在不到１００年的时间里，这个游牧民族已经主宰了这个曾对他们友好相待的帝 国，又一代人之后，他们成为穆罕默德世界公 认的统治者并开始了征服之举，这一进程最终 使他们的马尾旗插到了维也纳的城门上，也使 “Ｔｕｒｋ（突厥）”这个词永远成为凶残和勇敢的 代名词了。 

如果穆斯林暴力突然卷土重来只是一场政 治运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至于那么糟了。但 是一场极端的宗教狂热席卷了西亚的平原和山 冈。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又过去了六个世纪。在 这期间，他的信徒原有的热情已经大减。“祖先 的信仰”很不错，而从香辛调味品、桂皮香料 和靛蓝燃料交易中得到的诱人利润也是很好的  文　兰东西。不幸的是，这种贸易迫使城市信徒对来自  

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友善相待，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生意就是生意，做生意不能反对基督教徒。乡村和偏僻山谷的居民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诚，其突厥领导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给他们以鼓舞，于是他们决定让大城市里误入歧途的同胞们回归真正的信仰。托钵僧 （穆罕默德世界的僧侣）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王国里四处云游。他们中有的祈祷，有的狂舞，有的旋转，有的吼叫。但他们全都宣扬回归最初沙漠信条的清规戒律。起初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商人们嘲笑他们。   

第一批白人的到来但这些 “清教徒”苦心孤诣，非常执著。不久商人们停止了嘲笑。又过了不久（由于邻居被杀害的下场给他们以警告），他们开始只跟同一信仰的教徒做生意。就这样，正当欧洲人开始对亚洲的某些商品产生依赖之际，商品供应突然中断了。当然这不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星期甚至某一年时间内发生的。但是那些２００多年来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的商品现在突然从欧洲市场上消失了。可以得到的供货立即被投机商囤积居奇，价格开始直线上升。赊欠取消了，必须用黄金支付。这在西方是新鲜事。中世纪世界在每天的交易中从不坚持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住的地方跟其他人相距不过箭步之遥。

这个人的猪肉可以换另一个人的几个鸡蛋，这个修道院的蜂蜜可能等着换另一个修道院的食醋。的确，对外贸易一直是坚持用金币和银币支付的。过去用几块熏咸肉和几桶盐是不可能打发来自卡利卡特的香料商人的。他们授权在吉达和亚丁的代理商发货前，要求预付一笔威尼斯钱币作为定金。但是现在欧洲市场要求交货即付现金，事情变得大为复杂了。黄金是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另外一种货币，这种神秘的黄色金属似乎超越了政教权力。欧洲有一些白银矿井，但是在奥地利、萨克森和西班牙的山里发现的少量黄金绝对不能满足投机商和合法的香料商人生意日益扩大的需要。  

至此，世界上出现了空前的恶性循环。人们急切地要购买—商品供应日益减少—物价迅速上涨—普遍需要金币—黄金供应下降—西亚北非的国家接二连三落入残酷无情的异教徒手中—通商之路一条接着一条无限期关闭—欧洲年轻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挣扎着以求生存。资本主义制度 （对于这个词，我们多数人予以误解）被指责有很多罪行，种类繁多，罄竹难书。但是就连其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能指责其懒惰，或否认其在危机时期能够迸发出近乎超自然的能量。

在１４世纪上半叶，正是这样一场危机使西方商业世界面临毁灭的危险。我已经谈到了杂货商的困境。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最为积极，呼声最高。但是欧洲的整个经济 （归根结底是指整个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结构处于濒临崩溃的危险之中。实际上，在哥伦布去世１２年后，叙利亚和埃及 （从一开始连接东西方的主要通商之路就经过这两个国家）才被突厥人占领。但是懂得做生意的商人不会坐等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天。他们会抢先行动。有关现代商业骄子的精明能干，我们耳闻甚多，对于时代造就了这一类精英，我们感到无比自豪。而我们往往会以优越屈尊的态度想到中世纪的商人坐在沉闷的窄小房间里，用一台小小的天平称量钱币，同时向两个伙计口授书信 （或许他还有信件的复写副本），而且无奈地需要等上半年时间才能收到远在维堡或诺夫哥罗德的代理商的回信。但这是我们幸福时代的谣传之一。我们的这个时代喜欢自吹自擂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１９２７年的世界跟１４２７年或４２７年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人聪明伶俐，有人不那么聪明，另外的人则是十足的笨蛋。

最后一种人 （总是占大多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第二种人隐隐约约感到必须有所作为，但由于胆小怕事，因此一事无成；第一种人 （占极少数）则甩开膀子，挽起袖子，敢作敢为。通往富庶的东方的陆上道路逐渐关闭了，很好，于是他们就借道南方或西方寻找新的道路。此举需要在未经探测的大海上航行，看起来几乎跟我们现在乘飞机去月球一样行不通。的确，现实中障碍重重，只有梦想家才能克服。  

世界上人才济济，经验丰富的船长能够通过自身的风湿病预测暴风雨即将到来；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熟知天书，如同我们查阅时间表；冒险家为寻求刺激或金钱，甘冒生命危险。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一个从以斯拉的《启示录》中获取灵感的怪才 （在人类的记忆中有人读过这部关于天堂、地狱和预言的杂书吗？）———一个职业推销员，除非得到一个按期签字的合同，保证在大洋彼岸的版图上所发现的宝石中给他１０％，否则决不让步———一个虚荣骄傲的人，坚持让别人称他为 “海军上将”———一个谦恭的神秘主义者，死时穿的是圣方济各会修士的破衣烂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