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那些从未在报界干过也没有当过警察看守而且对犯罪术语也不熟悉的人着想，让我解释一下 “ｈｉｇｈｊａｃｋｅｒ（劫持犯）”这个词。劫持犯不是一般的小偷或强盗。一般的小偷是指偷窃良民财物的卑微无赖。在这种情况下，遭窃者可以大声呼救。勇敢的警察立即赶到出事现场，逮捕人犯，强制移交法庭，庄严的法官判其入狱，让其在黑暗的地牢中苦度岁月，思过悔改。而劫持犯专门攻击私货商，道德败坏。现在私货商 （指从事非法制造、运输和贩卖威士忌、葡萄酒、香槟酒、啤酒和其他酒精饮料的人）从其生意的性质来说，是 “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不能大喊 “杀人了”！

并要求警察救命。因为警察会问：“先生，请问，你是干哪一行的？”他如果实话实说，“我是私货商”，就会立即被投入监狱。因此一旦遇到心狠手辣、有手枪和大功率汽车的劫持犯，他只好任其摆布，心想劫持犯卑鄙之极，难以言表。

但是劫持犯大行其道，肆无忌惮，直至私货商先发制人，于是只要活着就没有其他可担心的，但这时他往往只能活３０秒钟。当然，成年人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要让年轻一代认为，他们的先辈的确心地善良，值得敬重，所有的好孩子都应该对他们毕恭毕敬，就像希腊人对居住在山上的诸神那样。

１６００年被绞杀的海盗厨师，在１７００年已经成为 “勇敢的私掠船船员”，到１８１２年被提升到 “勇敢的水手”的地位，１９００年又把他作为值得称道的殖民帝国的创建者之一，为其树立了纪念碑。１２岁因偷了祖母的钱包而出走的男孩，在几个狐朋狗友的帮助下窃取了印度拉贾的珠宝首饰，但他可能会活着看到自己有朝一日作为当地乡绅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而受到乡亲们的拥戴。因为历史如同生活，成功说明一切。发动政治暴动，一旦被捉，就会被作为叛贼绞死。

但如果当了叛乱首领，大功告成，那么子孙后代就会尊其为国父。这些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我不知道，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言，历史学家不应该充当道德家。他的职责是借助一切可得到的证据，说明真正发生的事情，尽可能准确地讲述事情的“本来”面目。至于对其祖先们的行为进行最终评判，他最 好将其留给耶和华，因为只有睿智的造物主才 具有对终有一死的凡人的行为以准确尺度作出 评判的真正洞察力。  

因此如果我说我们民族历史 （美洲民族历 史是指几十个国家的民族历史）上的伟大英雄 中有很多是劫持犯，那不是在透露一个令人吃 惊的新秘密。

我只是在重提那个时代的人所熟 知的事情，这也是他们中的几个人一旦积累了 足够的财富便从有利可图但危险的海盗生涯中 急流勇退后所透露的。 另一方面，如果处于１９２７年的我们用现在 的眼光看待热那亚同罗马的战争中所发生的事 异教徒变成劫持犯件的话，那是非常不公平的。

今天商业在人类心目中的位置，以前曾是宗教的地盘。如果邻居在政治经济问题上的观点跟我们不一致，我们就会担心。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打算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同他们的孩子一同玩耍。（他们可能有了古怪的思想）如果怀疑他们暗中对苏联式的政府感兴趣，我们就会写信给华盛顿，要求司法部调查这个案子。

但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是否去做弥撒或做祈祷，如果他们不是我们生意上的最危险对手的话，他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欢庆献殿节，不必在意圣诞节。４００年前，这种宽容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所被遗弃的圣坛有虔诚的新教徒眼里，天主教教徒是偶像崇拜者，至少在精神上认为自己是外来主宰的子民，而且在该主宰的驱使下，试图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为意大利的当权者收复北欧。而在天主教徒看来，所有的新教教徒都是危险的极端激进分子，是胆大妄为、道德败坏的革命分子，他们存心摧毁全世界精神帝国的美妙和谐，他们这样做使其可恶的牧师得以缔结姻缘，使贪婪的国王得以牺牲温驯的修士修女为代价来聚敛财富。当然这些人全都错了，但没有人告诉他们实情。

与此同时另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告诉他们自己是对的。结果，当他们在公海上抓到对方时，就扔到海里，如同对待野兽一般，毫无怜悯之心。当他们在陆地上狭路相逢时，就绞死对方，结果大同小异。鉴于这种情况 （这种野蛮的战争持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双方的斗争必然会远远超出旧欧洲的范围，无须大惊小怪。早在１５５５年，法国海军上将科利尼 （后来在圣巴托罗缪节惨案中被害）就试图在里约热内卢的河口建立新教殖民地，但是被葡萄牙人摧毁了。九年后他又试图在佛罗里达建立殖民地，在那里他手下的人可能料想不会受到西班牙人的干涉。两个月后，这个小小的胡格诺派教区受到了西班牙舰队的攻击，男女老幼全被杀害了。西班牙指挥官解释说：“不是因为他们是法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新教徒。” 

三年后，这一罪行受到了报复，法国人（在一位印第安人酋长的帮助下）攻击了佛罗里达的圣马特奥堡，处死了所有的西班牙人——— “不是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叛逆者、强盗和谋杀者。”２０年后，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试图在纽芬兰海滨建一个贸易站，以方便每年到那里捕猎鳕鱼的英国水手，但是他的努力也失败了，汉弗莱爵士在尝试中也失踪了。似乎科利尼去的地方太靠南了，而汉弗莱爵士又太靠北了。

所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沃尔特·罗利爵士从西方远征归来，他说在佛罗里达和加拿大中间发现了一个建立繁荣殖民地的理想地方，那真是一个人间天堂，他以童贞女王名字称之为弗吉尼亚，为了女王他将很多西班牙人送上了西天。两艘不适合出海的老爷船满载未来的移民，在沃尔特爵士表兄弟理查德·格伦维尔的指挥下，安全渡洋，将其所载之物存放在罗厄诺克河口的一个岛上。这一次似乎是成功在握。但是这个殖民地消失了。它彻底销声匿迹了。它神秘地消失了，如同船迷航于海上。这些事情———谋杀、饥饿和放逐于暗无天日的深山密林———都不能吸引合意的未来移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人进一步尝试在北美洲的荒原上建立足点。然而，与此同时，却有人决定从美洲得到尽可能多的财富，而通过 “劫持”间接地得到掠夺来的财物就更方便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手段大大方便了这种做法。１６世纪的世界仍然是垄断的世界。自由贸易和向各国开放通商港口的想法对１５２５年的商人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就像共产主义制度对１９２７年的美国商人一样。为了完全控制垄断商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尽量不宣传他们的发现，而是相隔较长时间才把他们在殖民地的产品运回母国。这就是说，他们等到蓄积了大量的金银，然后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将这些珍宝越洋运回。当然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说，这些财富属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是从他们那里偷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