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教徒定居的殖民地，世俗当局和神职人员之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摩擦。偶尔加尔文宗或路德宗的不同派别发生纠纷，但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一走了之，在森林的另一个区域建立属于自己的理想国，而这个社区基本上是通过扩大英国的势力范围而受益。另一方面，在加拿大，政府和教会之间一向针锋相对，争执不休。很早的时候，耶稣会士们就踏上了这个国家，照管着可怜的野蛮人，毫无疑问，那些野蛮人非常需要这些善良的神父们教给他们一切。但是由学识渊博、圣徒似的神父主宰的特别社会 （天主教会的突击部队）决不接受政府高于教会的理论。

在美洲的巴拉圭，耶稣会士们曾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被承认的独立国家，有军队，像一个主权国家一样，维持了近一个世纪。在加拿大，他们从没有取得那样的成功。但是他们以及其他传教士非常不满他们所谓的钦派总督对他们工作的过分干涉，而且只要加拿大还是法国的一个附属国，他们同那些达官贵人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法国政府当然希望从在美洲的领地中榨取一些钱财，因此每年年底拿出赢利的余额是殖民官员的职责。他们不关心必要数量的毛皮是怎么收上来的。对他们来说，只要蒙特利尔的仓库里熊毛皮和海狸毛皮供应充足，土著人可空间以全体酗酒死光。另一方面，教会却看到由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逐渐堕落，搞垮了土著人，善良的神父尽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有很多年，法国的这些领地实际上是由魁北克主教统治着，贸易完全停滞了。

但情况不尽是这样。非常挑剔的野蛮部落不能领会这番好心，他们误以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于是在易洛魁人的带领下，几乎将全体法国移民赶进大西洋里。因此，塞纳河两岸乱成一团，哭声震天。为了制伏那些野蛮人，强人弗隆特纳克被迅速派往圣劳伦斯河。但是当他杀戮了大批的印第安人，以使其他印第安人不敢再进一步挑起战事，法国王室幕后操纵的故伎开始重演。国王陛下的女友们，貌美而心善，一提到她们的神职门客不知生死如何，就会泪如雨下，洒落御桌。主教一个接着一个地回来了。不久，那位精力充沛的总督被召回巴黎 “述职”，于是一切恢复以前的样子。

１７世纪查理二世当政时期，法国人要兼并整个大西洋沿岸地区是最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刚刚爆发战争，法国有一个最精锐的团驻扎在蒙特利尔，英国却无一兵一卒。但是，就在处于新法兰西历史上最严重危机之际，母国有个傻瓜应一个不满的神职人员的请求，想方设法召回了加拿大总督。

而当这个错误得到纠正时，成功侵犯新英格兰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就纸面上而言，新法兰西帝国看起来非常庞大。它以恢弘的气势从北极圈延伸到墨西哥湾，其边界是用一系列沉重的铅牌认真界定的，国王陛下的奴仆们在铅牌上刻着铭文，说埋着这些铅牌的土地属于卢多维克斯———不管它的号码是多少。但是实际上，这是一块游荡着传教士的贫瘠荒原，在某段时间被人忽视，在另外的时间因法律条文烦琐而受约束，从没有获许按照当地居民自己的意愿来开发资源，而是受制于妇人之见和王室的一时冲动。

甚至到了１７世纪后半叶，也还有为法兰西拯救这块宝贵领地的机会。亨利四世通过颁布南特赦令保证了他的信仰新教的臣民享有跟他们的天主教教徒邻居平等的政治权利，１６８５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赦令。在以后的２０年间，胡格诺派的教徒受到了残酷而愚蠢的迫害。他们在国内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于是要求政府允许他们远走他乡。那些勤劳的男男女女如果获许在大西洋的彼岸建立一个忠于法国的国家，他们会奉献出一切。但是他们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了。当他们仍坚持自己的要求时，边境对他们关闭了。当然，无论何时，如果人们的确想离开 （或进入）一个国家时，他们就能够做到。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５０００多个胡格诺派家庭成功地逃出了法国。他们迁到了英国和荷兰，除了勤俭、才能和信誉，他们什么都没有带。然而，这种品质证明足以满足他们谋生的需要。很快，他们在商业和贸易方面重新站稳了脚跟。而正是这些人，他们本来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成为法国文化最有用的支柱，现在却使等待机会剥夺法国的最后殖民地的力量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