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利海峡并不很宽。欧洲大陆的游客乘快轮从加来到多佛尔，一个小时多点就可抵达。但是一旦通过英国海关，他就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使他在余生困惑不已。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欧洲，行李或多或少总是个累赘，必须拖到车站的一个角落，而且必须过秤；接着必须拿到收据；接着按收据付款，而且一切都很正规，据特定法律的特定条款，钦定铁路专员的特定一年的特定一天就是这样过的。在英国，系着红领带的伙计闲散地将人们的行李搬运到行李车上，似乎随心所欲地将行李堆积到那里，然后拿着小费，兴高采烈地说声 “早上好”，就消失了。到了目的地，另一位系着红领带的人取下行李车上的东西，由客人随意指认，把东西放入自己的小手推车上，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向出租车。

 “但是，难道那样你们不会丢失很多行李吗？”一位外国人问道，他认为这样没有官方的监督几乎是违法的。“没有，”英国人回答说，“似乎从没有丢失什么东西。或许偶尔有一个包搞错了。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我认为我们是在公共马车时代形成的这种做事的习惯，而且行之有效。所以为什么要改变呢？”

简言之，英国制度 （如果可以如此称呼它的话）似乎是让事物顺其自然，给予个人尽可能最大的自由，并将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些必要却令人不快的人员身上，如警察、治安官以及谦恭有礼但手脚敏捷的行刑人。而在欧洲大陆，公众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低能儿，如果没有政府的经常监督，他们就不可能正常生活。

关于 “国家习俗”的这一哲学论断，对讨论１７世纪的历史来说，可能有点离题，但正是当局的不断干预，才使法国人丧失了他们在美国的大片疆域，才铸成欧洲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诸多失败。如果诺贝尔先生提前两个世纪发明炸药，并每年奖励在发明领域取得可能是最杰出成就的人，那么他的奖励多数无疑将为路易国王的几个臣民获得。那些法国人跋山涉水，渡河踏雪，不顾个人安危 （更不用提十多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穿越了加拿大的内地，关于他们探险的纪录读起来像是 《三个火枪手》中令人惊叹但被人遗忘的一章。而在当时，他们终究一事无成。然而，他们的英国邻居则尽可能严密地把守住便利的河流和海湾，并建立了现代最伟大的国家。

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太痛心了，但这绝对是必然的。因为法国在１７世纪正迅速沦为一个过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封建贵族的权力已经被打破，而基督教国王陛下的权力却变得更大。现在公认的事实是，一个国家的贵族阶层一旦停止行使 “领导权”，并惬意地闲谈 “效劳”，它就不再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１７世纪，英国贵族仍然是他们所在社区公认的统治者，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决不去伦敦。而他们的法国同僚，即使得以照料王室的金丝雀，获许跟其光彩照人的君主长期居住在一处，也会非常受宠若惊。因此，在英国，国王必须非常慎重，除非得到地主乡绅的由衷支持，否则不敢强制推行任何法律，而法国君主或随心所欲或似乎完全按照情妇和宠臣的好恶来统治国家。法国人不喜欢出国旅游，而且他们不了解其他民族的习惯、风俗和道德观是出了名的，他们认为其他民族有点滑稽可笑，根本没有开化。

至于法国国王，他可能对巴黎到凡尔赛路边的一石一木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一般的地理知识，却一无所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挑灯夜读，专心研究布劳先生的著名的地图册。但是对他们来说，那样做是不必要的。他们激怒了自己的臣民，以致一批批的英国人漂洋过海，逃到了大西洋的彼岸，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但即使这样，法国君主也没有做到。过去谈到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习惯上说只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疾苦引发的，比如 “如果他们不能得到蛋糕，就让他们吃草”等。

现在终于有一种不那么感情化但更真实的历史观点开始打破这种看法。欧洲其他很多国家的农民不仅被要求吃草，而且实际上还被迫吞食一种难以下咽的草药来维持生命。结果，他们身体很虚弱，没有必要的精力取得起义成功。而发动了血腥暴动的外省长裤汉和其他肉商似乎吃喝不愁，否则的话，他们表现得如此精力充沛而且大获成功，似乎是不可能的。   

国王陛下的标志杆的的确确，法国农民生活邋遢。但是说到干净和舒适，宏伟的凡尔赛宫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而且从普通的法国外省人不愿离开故土来判断，他们的条件不可能像一些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让我们信以为真的那样让人绝望。正是缺乏劳动力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造成法国在北美洲的领地发展缓慢。当探险家回到巴黎，谈起他们的发现，谈到他们给法国增加的大片疆域，国王陛下和他身边的顾问感到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在他们的糕点师都有７００名的情况下，他们到哪儿去找足够的移民者呢。

新法兰西大湖慢慢地，数千名能吃苦耐劳的人或多或少地出于自愿迁移到了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地区。然而，当这一过程刚刚完成，法国人具有逻辑思维和条理分明的头脑开始运转起来，他们犯了一个习惯性错误，即将新城镇彻底 “进行集权”，就像它们是勃艮第或加斯科涅的村庄一样。之后，远在加拿大的人们要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首先请示巴黎的官员们。如果一个人想得到狩猎许可，他必须向巴黎递交申请。

如果总督要撤换一个愚蠢的下属，他就必须先同巴黎的上司商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个人的进取精神很快被消灭了，而一个殖民地要取得迅速发展 （尤其在当时），要依赖放手让他们干就会干出个名堂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求助于中央政府的这样一帮人。但是，新法兰西的人们如此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荷兰和英国邻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