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开端，是曹魏时代，从曹魏时代一直到司马昭专权，这非但不是一个崇尚自由的时代，相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黑暗时期。这时期的主要特点，一是对言论的扼杀，一句不合时宜的言论，就有可能遭到陷害；二是对世家大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就算你不犯错误，也会被扣上种种罪名。在那个年代里，老实巴交的人，有可能会招祸，率意天真的人，同样可能会招祸。以竹林七贤为例，其中著名的嵇康，就是因为行为的傲慢，得罪了当时的权贵钟会，以至于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这样一个对知识阶层高度恐怖的黑暗时代，远远不是许多后人心中想象的那一般美好。

魏晋的动荡，让世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有太多抱负和理想想要实现，可世态的纷乱和集团的倾轧，世人在不放弃品格和原则的坚持下，能做的仅仅是思考如何避祸保身。还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他们只是祈求在乌云笼罩下的世界里，哪怕是仅有的一刻时间里，那云霄深处的光亮能够从密布的乌云中穿透下来，给他们照亮前行的路，好让他们去追寻那一丝丝生的希望。他们活着，或不如说他们还在坚持，始终在努力探寻生的价值。一旦顿悟，死亦何惧？权杖环伺，那虎视眈眈的礼教下，他们行走着属于自己的路，吟诵着属于自己的诗词，他们无畏却无奈，他们只是以世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来诠释有种精神叫自由，有种精神叫浪漫，有种精神叫放浪形骸。

从表面上看，选择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在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但俗话说得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放浪形骸，就是危险的专制下，一种百分百安全的避难。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精辟的论述：“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里，想要活下去，要么成为一个傻子，要么成为一个疯子。”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极度专制时期，装疯或者卖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之术。以后来明朝朱元璋时代高度专制为例，在当时连兴胡蓝大案，全国遭屠杀的官员士子过万的大恐怖下，就有官员装疯卖傻，以求保得平安。有一个御史为了逃祸，在家中装疯，甚至当着朱元璋派来的官员的面，大口大口地吃狗屎，他的“牺牲”最终换来了朱元璋对他的赦免，毕竟任何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在性格上都是极其自大的人，他们不会和一个疯子或者一个傻子一般见识，君主也不例外。所以从司马昭时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魏晋士人开始选择了疯子一样的行事方式，比如阮籍的醉酒，向秀的当街行为艺术，都是一种避祸的手段。阮籍在一次耍酒疯之后，深夜写下了痛苦的诗篇，里面说自己每天就是靠着酒精来维持生活，只有在酒精之中，才能真正消除长期以来心中的不安。这其实正是这时代许多魏晋知识分子的共识，为了能够获得永远的安全，魏晋的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了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