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也自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红，关于嵇康“红”的缘故，后人总结颇多，却还是晚明大儒王夫之的评价最为精确——“领风气之先，留千载绝唱”。也就是说，在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中，嵇康正是一位奠基人物。事实也正是如此，嵇康的一生，倡导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返自然”，虽然这是“竹林七贤”共同的追求，但一生一世真正做到的，唯独嵇康一人。而他快意随性的一生，虽以悲剧收场，却为后人留下了“千载绝唱”—— 一曲一书，曲为《广陵散》，书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前者号称中国传世十大名曲之一，后者不但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还对后人研究魏晋文化提供了有效材料，富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民国才子苏曼殊作画时，空白的一张纸，东端画一只小小的船，西端画一个小小的人，之间再连一条缆绳过去，便是一幅绝妙山水。如果说魏晋历史是这样一张白纸，嵇康的“一曲一书”恰是历史的两端，所有的“魏晋名人”们，都注定要走过这个缆绳。

这就是我们重点说起嵇康的原因，在这七个怪人中，嵇康俨然有带头大哥之风范。按理说山涛最为年长，且颇有长者风范，而且他的“行政级别”最高，更有理由做领头人物，可魏晋时期文人雅士追逐自由、排斥礼教和仕途，在当时魏晋知识分子的眼里，出仕做官显然是“没出息”的表现，闲云野鹤、自由无度的生活方式，方是“精英”们的最爱，对那些进入官场“围城”的同仁们，基本都是鄙视再鄙视。从东汉末年开始，连年的战乱外加政局的动荡，让中国知识分子渐成“避世”传统，从自然中寻找寄托，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抗拒日益强大的高压政治。“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那年头是越发没有市场了，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活出一个真我，才是知识分子们引以为荣的事情。偏偏山涛在七人中官做得最大，所以在群众影响力上就不如山野闲人般的嵇康了。在嵇康死后，除山涛外其余五人先后也进入仕途一段时间，这五人中尤以刘伶与阮籍最不喜为官，此二人平生就好口酒，吟诗作词估摸着也是酒后抒发情怀之举，所以刘伶和阮籍与山涛之交也仅仅是酒肉朋友。向秀、王戎与山涛相比，二人年龄太小，都可以喊山涛叔叔了，这三人关系更似“忘年交”，在言谈思想上有共同点而已，感情深不到哪里去。至于阮咸嘛，他基本上是跟着他叔叔阮籍混的，阮籍提着壶酒走到哪里，他就抱着个琵琶跟到哪里，与山涛之交也是跟着他叔叔这层关系的。所以，在大多数时间里，“竹林七贤”关系最为密切，且被看做代表人物的，正是嵇康与山涛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