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东汉末年的儒家门徒，一度是个出名的“愤青”，介入过东汉末期著名的“党锢之祸”，虽因此名扬全国，却也遭遇了数十年的打击，之后刘表的观念逐渐改变，不再用激烈的言论博取名声，相反趋向于沉稳冷静，遇事多以安民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在“党锢之祸”后的十多年里，到刘表重新得到启用，成为东汉末年的封疆大吏，这期间的刘表，除了研究儒学外，更多的受到了道家学说的影响，因此当他再次出山后，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事事都要争个高低的热血青年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时，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任命不但改变了荆州的命运，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版图，更深远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

荆州学派的主要思想，也脱胎于刘表这时期对内对外的主要政策，在思想上，它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不主动争强，这几样内容，与道家学说有密切的关系，更是刘表当时所执行的基本政策。在儒家统治地位遭到冲击的三国时代，荆州学派如同一棵新苗，在战火纷飞的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它的思想内容，切合了当时中国人渴望和平的愿望，因此很有市场。曹操平定荆州后，将荆州学派的主要学者们大都带到了北方，这就好像一颗种子，开始在全国开花结果。

荆州学派的壮大，对这时期中国的主题思想——儒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魏晋时代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中，荆州学派是一个号角。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后来盛行魏晋的玄学思想来说，荆州学派，恰是孕育它的胚胎。因为在此之前，传统的经学思想，历经东汉“党锢之祸”的摧残，外加黄巾军起义的打击，早已元气大伤，杰出的经学知识分子，或是死于党锢之祸，或是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身败名裂。而痛心东汉衰微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也把经学的盛行，当做东汉衰弱的缘由，批评儒家经学的思想，随着荆州学派的盛行，渐成其中一个强硬声音，如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到了“荆州学派”里，也就是汉末年间，开始慢慢抛弃一些框框架架，舍弃象数、吉凶等陈旧说法，渐渐以义理内容为主。魏晋玄学的雏形，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孕育成形。

曹魏时期，“荆州学派”中的许多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开始和中国北方的思想合流，出现了许多颠覆儒家传统的新观念，其中受冲击最深的，就是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魏晋时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学术的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日益的分开，也就是说学术是学术，思想是思想，两者其实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从这时期开始，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魏晋士人的逃避政治，放浪形骸，也与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