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的三国鼎立时代，同样成了魏晋玄学生长的温床，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氛围混乱的时期，按照明朝大儒黄宗羲的说法，就是这时期“东说儒，西谈道”，西北地区道教流行，东部的曹魏政权，虽勉强维持儒家正统，却也摇摇欲坠。名士们所坚持的思想理论在日渐压迫的社会倾轧下，迫切需要发展，寻求一方突破口，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时代里的新的思想主流。这时候经学之风演变成当时在朝廷里对于用人是否得当的具体评议，而这正是后来兴起并盛行的“清议”，又称“清谈”。三国割据时期的前半段，就是这样一个玄学发展的青春期。“清议”的产生，意味着它已成长为青年。

而后来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令勃勃兴起的玄学，从此走向了成熟。曹芳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迫切需要拉拢一大批仁人贤士来维持他的统治思想。伟人都是应时代而生的，这时候出了两个人物，也是后来玄学能大力发展的推动者，何晏和夏侯玄。这两人主张在道家的思想形态上，吸收部分儒家思想言论，推崇《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也就是“本末有无”的问题,崇尚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这就是玄学。他们立志将其发展推广，但是这并非是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这也在某方面说明了魏初年间士人们对于学术的包容之心，有容乃大，集百家之长，融于一炉，锻炼而出的必是精品学术，所以后来玄学之所以能盛行百年之久，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当初士人们这种包容之心，虽不同于其他学术，但也不冲突，既满足了统治者的部分统治思想，也顺应了民间仁人贤士对思想自由的极力呼吁，这为玄学在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环境。

魏晋年间，玄学之风大兴，颇有众家之首的感觉。人人论玄，通常仁人贤士论玄的方式以清谈为主，不谈儒、不谈道、不谈民生、不谈时政，只谈玄。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承袭了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进行反复辩论，这也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甚为密切，毕竟当初不少士大夫之前是跟从曹氏一门的，后来司马集团兴起，很多士大夫在朝廷之中遭遇到进退两难的问题，不少人也因此退出朝野，归隐山林。清谈之风的发展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这三个时期,在理论上相对偏重老庄之道，但主要的仍是对儒家名教的一个态度,这也代表当时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倾向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