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当属何晏，此人在玄学中的角色就如同庄子在道家的角色一般。魏晋时期，尽管玄学之风大为盛行，可是真正的全职玄学家还是比较少的，相较于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等，很少有人给魏晋士人冠以玄学家的名号。按理说玄学之风如此盛行，并且在当时清谈几乎成为魏晋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几乎到了如果哪天没有清谈便犹如一天没吃饭似的难受地步，这样的环境之下，应该是存在很多玄学家的。也许正应了“物极必反”这句古话，可能还真就是因为当时知晓玄学、研究玄学的士人太多了，几乎只要是贤士，都对玄学颇有研究和见解，这就是一种“人人皆大家，人人皆平凡”的局面。换个意思来理解，这正如一筐土豆里面如果大多数土豆都是小个的，只有其中三两个是大个的，那这三两个土豆便可称为大土豆；倘若一筐土豆里面都是大个的土豆，那你该在其中选出哪几个称之为大土豆呢？结果是都是土豆，没有大土豆。魏晋时期玄学家的现状便是如此，但那段时期却也有人可以号称玄学家，那就是在玄学上造诣颇深，达到了平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何晏便是后世令人想起脑中就跳出玄学家称号的人物，他是正始时期清谈的领袖人物，在他的玄学思想里，主张世界本就无，要想真正做到维护纲常名教，就必须从自然的本源着手，打破一些陈旧的框框架架，撇除一些破旧形式，一切从精神上抓起，只有统一了精神世界，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到平衡。他的这种“贵无论”开启了魏晋以后的玄学风气，后世玄学研究者也奉何晏为玄学集大成者。

对玄学的成熟同样产生助推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人们关注竹林七贤时，只注意到他们是一群浪子、文学家、诗人、音乐家、政治家等，却忽略了他们中间好些人还是玄学家，其中以阮籍、嵇康为首。从家庭背景来看，嵇康应该算是曹氏集团的，毕竟他老婆是曹氏嫡系族人，那么嵇康按理说也是半个曹氏族人了。司马集团篡权后，嵇康一是对他们的手段所不齿，二是对司马集团黑暗的统治以及高压的礼教所不屑，三是咱是曹氏集团的人，要是再投靠司马集团，那不成了墙头草两边倒了吗，何况我还是当时名士，起码的气节我必须要有。司马集团的统治理念与嵇康的思想追求是相违背的，嵇康认为礼法名教只是用来束缚人性、禁锢言论的，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如果连人性都被禁锢了，连起码的话语权都被限制了，那这人活着得有多累啊，真的可以算是“生不如死”了。但嵇康不同于常人的是，别的玄学家对于礼教统治一旦不满，不是在清谈中大加批判，就是著书言论中大费笔墨地揭露这种封建体制背后的黑暗面。嵇康是超脱众人的，这也是为何在思想层次上他能位居竹林七贤之首，他是真正做到超脱世俗、追求真我，很多时候嵇康都不屑于清谈和著书论文，而是在琴声中寄托他的理想和观点，嵇康即使想要表达抗争，也要选择一种极为高雅脱俗的方式。所以嵇康的玄学观点很多时候不在其文学著作中体现出来的，而是在他的乐律著作中可窥其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