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博斯一直在抽烟。不过他也意识到，此时自己真正想要的并不是烟卷，而是一杯能麻痹神经的酒。他看了看表，发现现在去酒吧还早了点，于是又点上一根烟，就这样回了家。

转上伍德罗·威尔逊路之后，博斯把车停在了离自己家半个街区的路边，然后走着回去。他听见邻居家飘出了轻柔的钢琴声，弹的是古典的曲子，但却分不清声音来自哪一家。他跟所有邻居都不算很熟，也不知道谁家里有会弹钢琴的人。他一猫腰钻过了围在家门前的黄带子，通过车库的门进到了家里。

这是他的惯常做法――把车停在街道下边，免得别人知道他还住在自己家里。地震之后，一名市政检查员给他的房子打上了不宜居住的红签，发出了将它摧毁的命令。不过博斯对这两道命令都置之不理。他剪断了配电箱上的锁，继续住在里面，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

博斯的家是一栋小房子，钢制的支架支撑着红木材质的墙板。固定支架的基岩是在圣莫尼卡山从沙漠中崛起时沉积形成的，那是遥远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期间的事情。地震之后，支架仍然好好地呆在原来的地方，但它上面的房子却挪了位置，部分地脱出了支架和防震螺栓的控制。房子滑动的距离总共只有两英寸左右，情况却已经足够糟糕了。滑动的幅度很小，造成的损害却很大。这座木结构房屋的内部变了形，门框和窗框都不再是方的了。房子整个儿向北倾斜，玻璃成了碎片，前门被变形的门框卡住，永远也打不开了。要是博斯想打开这道门的话，恐怕得去借带有撞锤的警用装甲车了。实际上，就连车库的门他也是用了撬棍才弄开的。如今，车库的门成了他家的主要入口。

博斯曾经付了五千美元给一个工程承包商，让他把房子顶起来，把它从空中往回挪了两英寸，在原来的位置上放好，再把它重新铆接到支架上。在那以后，他一有时间就自己动手重新安装窗子和里间的门，并对这样的工作感到心满意足。他首先装好了玻璃，又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修好了里间的门。他依靠各种木工书籍作为指引，往往每项工作都要重复干两三遍才能做得大致不差。不过，博斯觉得这样的工作很有乐趣，甚至还具有某种治疗作用――手工劳动给了他从凶案调查工作中暂时摆脱出来的机会。他让前门维持原状，因为他觉得它莫名其妙地显得很合适，而且可以算作是对自然伟力的一份纪念。此外，他有旁门可用也就够了。

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的房子还是进入了市政当局编制的应摧毁建筑名单。分管这片山地住宅区的建筑检查员高迪无视博斯的修缮工作，坚持不肯撤去应摧毁建筑的红签。这一来，博斯只好跟他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进进出出都像刺探外国大使馆的间谍一样偷偷摸摸。他从里面给房子前面的窗子钉上了黑色的塑料油布，免得灯光透出去暴露他的秘密。他始终留意着高迪的行动，这人简直成了他的活报应。

与此同时，博斯也雇了一名律师，打算就检查员的命令提出上诉。

车库的门直通厨房。进门之后，博斯打开老旧的冰箱，从里面取了一听可口可乐，然后就站在冰箱门口，借里面涌出的冷气凉快一下，同时看看有什么可以当晚饭的东西。他对冰箱的搁架上和抽屉里有什么东西一清二楚，但还是看了又看，似乎是期待着一点意外的发现――一块忘在那里的牛排或是鸡胸肉什么的。博斯经常对着冰箱做这样的功课。这是单身男人的一种毛病，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博斯在屋子后面的露台上就着可乐吃了一个三明治――其原料是放了五天的面包和从塑料包装里拿出来的肉片。他本希望自己还有薯条可吃，要是光吃三明治的话，到晚些时候肯定会饿的。

他站在露台栏杆旁边俯视着好莱坞高速公路，星期一傍晚的交通已经使这条路接近了它的最大容量。在此之前，他刚刚赶在拥堵高峰快来的时候出了市中心。他得当心了，以后绝不能让跟警局心理专家的面谈超过规定的时间，因为面谈安排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三点半。他心里琢磨着，卡门·西娜若思干过延长面谈时间的事吗？她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