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长林和牧太太每天都充满希冀地为生活奔忙着。牧长林说他已经打听过，在地铁表演虽然不稳定，但只要坚持上若干年也是能买上房子的。牧太太就更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了。牧太太本来在一家牛肉面馆儿洗碗。洗碗工是餐馆里最低的工种，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你。那些从香港来的厨师本来就瞧不起大陆移民，可没少给牧太太气受。我们就商量着哪天一起去吃那家餐馆，非要用北京人的挑剔来挑面条的毛病，杀杀他们的狂妄。可还没等到我们攒足了情绪去收拾牧太太打工地方的厨师，牧太太就被解雇了，原因很简单，时间长了该涨工资了。牧太太在《星星生活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西人工厂，聘熟练车衣工，待遇优厚。牧太太没敢耽搁就求了我们送她去面试。工厂很远，我们捎她过去的时候还不到八点钟，本以为是要拿头牌的，到那里一看，排队的人已经绕着工厂的小楼转了一圈，基本都是中国人，可能中国人以缝纫见长吧。牧太太站在了队尾，招呼我们快走，我们还没走，她就很快变成了队中。

“我记得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像车衣厂这类的工作是最底层的工作，不要求语言，是个人就能进去。怎么到了加拿大，连这样的工作都要排长队等面试。”在离开的路上，我对向东说了我的疑问。

多伦多是个不势利的城市，敞开了怀抱欢迎各路移民。多伦多又是一个“吝啬”的城市，来了不给你机会。大多数人都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来的，先苦后甜，但吃苦的机会都不那么容易找到。

“哎，加拿大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向东感慨地说。“本来机会就少得可怜，我们这些移民因为语言的限制，机会就更少了。打个比方吧，你就说前台接待员吧，以前你们在外企最瞧不起的，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工作，现在让你在这里做，你做得了吗？你一接说英语的电话就哆嗦，紧张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恨不得一头钻进小黑屋里打。咱们再说售货员吧，你在国内会干这样的工作吗？肯定不会的。在这儿你想做人家还不让你做呢。所以说大家都扎在这种不需要太多语言的工厂，什么制衣厂啊，灯泡厂啊，饼干厂啊都是中国人。哎，进去了的人就觉得幸运，你可以说他们幸运，每天扎在一起挺热闹的，反正在加拿大，革命工作不分高低，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的。可从另一方面讲，整天扎在一起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语言越来越差，也就更没有机会找其他工作了……唉，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我真是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爸我妈让我学了样本事，小时候他们打我，逼我练琴，现在看来我爸我妈真是太英明了，再不行我也能教学生，要不然我今天也得排在这里。”

还是张先生一家潇洒，除了陪女儿到处上课就是尽情享受多伦多夏日的清凉与美好。他们家潇洒是有原因的，张先生已经决定在暑期过后就回中国了，留下老婆在这里陪女儿上学。张先生即将彻底变成一个太空人，在加拿大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他回去的主要原因是放不下他那边的生意，人不在就荒了，虽然张先生的资本很雄厚，但这一年多在这里待的也让他这个有钱人心虚，生怕坐吃山空把老本给吃没了。张先生想回去的另一个原因是觉得加拿大的生活实在太寂寞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光顾那久违了的洗浴中心，足底按摩……要不他就找哥们儿喝酒，最好哥们儿带上几个漂亮的女孩儿，既饱了眼福，又不犯错误。每次国内的哥们儿通电话，问起张先生在加拿大过得怎样，张先生就说：我们在加拿大学习做人。朋友一听，做人？张先生一定是在加拿大忙着撒种生小孩。

张先生一家办的是投资移民，不要求语言，有钱存在加拿大就行。相比下，张太太说英文的胆子要比张先生大，张太太人很聪明，她把常用的单词抄在纸上，贴在墙上来对付英文电话，特别是那句“Wait a moment”，她特意把它用黑笔写在了手背上：尾摸门特。一天，张太太果然接到了一个英文电话，她想让对方等一下，去叫女儿来听，一翻手背，咦，那“尾摸门特”竟没有了，这才想起头天晚上洗澡给搓掉了。张太太一下慌了神儿，怎么也想不起那四个字，心突突地跳了起来，她一把扣了电话，头晕得直想吐。张太太心想，这电话看来是不能再接了，时间长了非整出心脏病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