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大量的尸体按国别分开，英国的和英国的归在一起，德国的和德国的归在一起。但后来不分国籍将铲和锹分给所有的士兵，让大家挖墓穴。附近，有29具尸体在德国阵地前已躺了好几天了，没有人去收拾他们，更谈不上要做到自己不送命去掩埋他们，因为那些狙击手就在等这样的机会。

一个德国军官也让手下士兵把阵亡的苏格兰士兵弄到英国人所在的冰冻耕地上，并向他们致军礼。他在向士兵们示意，这些人是多么勇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叹呀。他不会英语，他是用法语说的。就像苏格兰警卫连的爱德华·赫尔斯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他们很勇敢，真是太可惜了。”

士兵们――右边英国人，左边德国人――站成一排，围着一个大坟墓，军官和士兵混在一起，他们取下帽子，跟着埃斯莱蒙特·亚当斯念祷文，先用英语，然后用德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位来自莱比锡的神学专业大学生是自愿报名来参加这一民族大厮杀的，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接着将祷文译成德文。

然后他们将所有的死者埋到地下，事先取走他们的军人证、装着家里人照片和地址的皮夹子。他们能在地下安息多久，这要看下一次的炮火轰击了，迫击炮弹不仅仅打中活人。死者的行装就地交给指挥官，指挥官负责载入团部登记簿，即便已经死了，一切还得有秩序，以便通知他们在德国和英国的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已经阵亡。战场上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举个例子，昨天在巴伐利亚第16步兵兵团的官方日志中记载着，发生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大部分连队都在举行气氛热烈的圣诞庆祝会，后备部队的雷斯·埃格尔在拆洗枪支时不小心走火而被打死。”

接着他们大家一起念主祷文，每个人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念，所以听起来是各种语言的混合音。然后默哀一分钟，互相握手，重新戴上帽子，把几个木头十字架放在坟墓上，――英国人用他们装饼干的木箱上的木头制作十字架。下次迫击炮轰击时又将被摧毁。德国人和英国人继续谈天，他们很少谈到战争，对战争能说什么呢，大伙都知道几个战争故事，没有一个故事是好的。一个来自诺福克郡的文书在官方战争日志中写道，德国人深信，“战争最晚再过2个月就要结束”。

在随军神甫亚当斯的笔记簿中写着一个年轻苏格兰军官的名字及其家乡的地址，他不是埋在这里的，不是埋在靠近萨伊-弗罗梅勒公路的佩蒂永公路旁的，而是埋在弗罗梅勒公墓里的。那位为死者举行葬礼的德国军官将死者的名字和地址给了神甫，请他告诉死者的妻子，她丈夫是怎么死的。这位年轻的苏格兰军官临死时，极力地想解开他黄卡其衬衣上的胸袋，但是他已做不到了。是他的敌人帮他解开衣扣，口袋里有他年轻妻子的照片。“我把照片拿到他眼前。”德国军官对英军的随军神甫说，神甫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他就这样躺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她，过了几分钟便死去了。”1915年1月8日的《格尔利茨消息报》刊登了这个故事，是这个德国军官写信告诉家里的。

这天上午还举行了几个共同葬礼，但弗勒尔贝克斯的葬礼是最大的一个。本来只是决定，每一方让自己伙伴的尸体最终安息，但不久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景象……在双方阵地间的无人区，我们的人在帮助敌人掩埋他们的阵亡士兵”。志愿兵爱德华·特尔克惊奇地说。第17巴伐利亚步兵兵团的人在哀悼一个阵亡的英国人，在死者身上扔了一把土，为他念一遍主祷文，送他上路，去永远安息。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战线以北，而在这里念祷文的是一个德国人。事后他让一个英军下士为他理发，他十分信任地跪在无人区，让那个下士在后脑勺上剪呀、刮呀。

整天都很安宁，没有开枪，没有开炮，炮手们尽管在通过潜望镜观察这少见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开炮，否则会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这宁静所吸引，圣诞节的第一天甚至有几只鸟儿飞回了庄稼地。莫里斯·马斯科尔上尉想利用这和平的机会准备画几幅残破风景素描，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重新见到了这正常的生活。他数了一下，在一棵已被战火烧死的树上有5只麻雀。爱德华·赫尔斯发现：“鸟儿从四面八方回来，平时我们看不见鸟儿。下午我在地下掩蔽部前面看到了50只麻雀，我给他们喂了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