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向英国人递交了一份落入他们手里的英国军官的名单，“他们请求我们通知家属”。他们甚至答应释放两名英国少尉――劳恩特和沃姆斯利，两人是前几天临时决定停战时无意中被抓住的，这是违反君子协议的。“德国人看来是一天比一天友好了，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继续开始打仗。”莫里斯·马斯科尔惊奇地说，“这简直是这场战争中最奇怪的现象之一。”一个德国人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一种自燃式的需要，通过人性的表达来拒绝尽可怕的杀人义务。”

12月27日，库尔特·策米施和他的部下由另外一个连替换。而布鲁斯·班斯法瑟部队的沃里克人同样也返回到后备阵地去。前来接替他们的部队，无论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尽管他们也听说了双方的友好行动，但对他们来讲好比是在听故事、听轶闻。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奇迹，这一奇迹对他们的行为举措没有发生作用。

策米施和班斯法瑟是否在圣诞节这两天的一天中见过面、说过话？好像没有。“他们相隔不远，反正互相看得见、听得见。”多米尼克·登多文根据各自有关战壕及战壕前的无人区图纸估计，“也许相隔只有几百米。”在总参谋部地图上，每一条小路、每一块高地、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周围的每一幢被摧毁了的房子都用红色或蓝色标明是属于哪一方的，并标出刚刚被谁占领了，因此可以看出策米施和班斯法瑟的兵团相隔间距大约为100至200米。

这些地图保存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下午经常有老年男人在忙于了解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历史，他们有时间坐在一张多边形的大桌子旁根据当时的地图进行研究。伊珀尔的战争历史就是他们在伊珀尔的家乡史、他们在伊珀尔的家史。当年，这样的地图是绝密的，侦察时严格禁止带地图，因为万一侦察队在从事无人区的侦察任务时不能活着回来，这些地图就落到了敌人手里。所以在前线禁止记日记也是有其道理的，即使记的是私人的事情，一旦被俘虏了，这些内容也有可能成为对敌人十分有用的材料。

鲁道夫·策米施在他父亲的练习本中同样很少能找到有关他父亲是否碰到过班斯法瑟的线索。他记得父亲曾经跟他和他弟弟沃尔夫冈讲过西线圣诞和平的事情，当时兄弟俩还小，细节问题他已经忘了。只有战友来了才说这些事情，否则父亲是不提战争的。

关于前线的事情，许多儿子从他们父亲那里知道，许多妻子从她们丈夫那里知道，许多父母从他们儿子那里知道。前线的士兵通常是不愿透露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天经历过什么、必须经历什么的。他们似乎在掩饰战壕里经历过的事情，从而使自己不致因此而失望，所以他们不愿意讲这些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战争神经官能症，和能治愈的外伤不一样，战争神经官能症是治不好的。他们愿意谈敌人的事情，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冲过来的；谈他们因何而得了一枚勋章等等，说起这些事情不会让人伤痛的。

但是他们不透露每天在前线残杀的细节，避免描述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恐怖。这些前线的战士在老兵聚会时都不谈细节，更不用说在他们回家后，在已经陌生了的日常生活中提这些事情了。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出像阵地战这样的恐怖事情，这种恐怖连亲身经历过的他们都几乎难以理解。而那些在家乡的后方熬过这4年光阴的老百姓就更加永远难以理解了，他们的世界和战士们的世界很难兼容在一起。希特勒曾允诺要治好这种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就是发动下一次战争，在下一次战争中会有另外的、新的、无法想象的残酷。

留在家里的人眼前有一幅战争的画面，他们的脑子里储存的是报纸中经篡改了的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可以从经检查过的信件中看出一些暗示真相的句子。不加美化的真相是不合拍的，所以说战后回家的人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为了保护家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本来嘛，关于圣诞和平的事他们应该是可以说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但是只有通过讲述事先的残酷，才能说清这个故事，如此看来，还是不说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