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澄清事实的报道，即战后经过调查说明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在战争期间隐瞒了什么东西的报道当时还没有。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或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那样的记者，他们被那些毁灭祖国的人污蔑为没有祖国的年轻人。这些普鲁士的独裁者们在皇帝身边已经不再明显地有权势了，但是他们仍然留在权利的杠杆上，他们和以前一样操纵着司法和行政等首脑机关。他们确信，德国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是因为家里（后方）有人造反才打败仗的；他们鼓吹“背后一箭”的谬论①，这些人真是固执得无法救药。

等到在德国出版第一本附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真实照片的书，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的反战教科书《以战争反战争》已问世好几年了。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于1929年才出版，这部小说没有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所谓小人物中间改变任何东西。他们肯定听到了、看到了反对战争的信息，然而在他们再一次的民族主义狂妄自大中，魏玛共和国灭亡了。

有一种理论流传甚广，说这样的和平相聚表明了敌方有多么厌战，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就看敌人什么时候投降。根本没有发生过值得发一通言论或拍一张照片的事情。同时，关于战场情况的官方报道受到谴责。

然而证据还是有的，有确凿的证据，尽管有着人人必须遵守的禁令，各国的士兵还是把相机带到了前线，有机会时照几张自己喜欢的战争照也不错。柯达的“袖珍”相机是供和平时期抓拍和度假时拍摄家庭照和田园照的。战争爆发后，广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请自作战争图片报道。”在德国拜罗伊特的“法兰西照相机厂”在德国报纸上用粗体字大肆叫卖，“带着小宝贝去打仗”。这些促使人们去买的“小宝贝”是针对军官们的，因为普通士兵的月饷只有15马克，尽管买一个相机赠送一个胶卷暗盒和一个皮夹子，但他们还是买不起。

开始，穿着军装的摄影师们的拍摄只局限于战场上所谓战士的有趣生活，如吃饭、训练、打牌、胜利进军。等战士们了解了战争的真正面貌后就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相信那些刊登在报纸上然后寄到前线的照片。士兵们每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未冲洗的胶卷他们要么探亲时亲自拿回去，要么交给那些受伤后允许回家的士兵带回去，要么写上地址和信一起邮寄回家，特纳所摄照片就是在拳击日晚上寄回去的。穿着合身制服的英国检查官只能抽查信件里的内容，因为每天有几千封信呢。

西里尔·德拉蒙德也是在前线的业余摄影师之一，他是英国皇家菲尔德炮兵。拳击日中午时分，他可以在无人区散步，就像在英国圣诞节时做完礼拜一样。一切都很平和，地上还有一点雪。平时开枪的地方，现在成了德国人和英国人一起干活的场所。他们整修战壕，加高防卫墙。面临着这么和平的气氛却在干令人可怕的事情，因为整修工事意味着大家都要保护自己，不久还要开枪。

德拉蒙德在和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用法语交谈，因为他们几个都不会说英语。“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军官，大家只是普通的士兵。”几个足球踢得很好的达布林轻步枪手也来了，有一个拿来了刚打开的果酱罐头，以此换取了两支雪茄。“德国雪茄很好。”一个德国人请大家相信，他和他的伙伴们不想杀英国人，不仅仅今天是这样，上帝可以作证，他估计反过来英国人也不想杀德国人的，到底为什么要互相开枪呢？德拉蒙德不知该怎么回答，于是用起他的照相机来，“我让他们排成一行，然后为他们照相”。

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德国人所说的，他们把自己待的地方称为屎，大家一致认为，战争就是屎，然而他们从这一认识中没有得出教训，没有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即如何一起来阻止继续流血。和平还没有深入到这种程度，它没有深入到参与和平行动者的头脑，而只是留在心里。他们是怕上司吗？他们中间没有人设想过如何停止战争？他们害怕被人说成是胆小鬼？斯坦利·温特劳布和马尔科姆·布朗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和平之所以这么短暂，主要原因在于打上了军事烙印，因为“大家至今已习惯于军队纪律，其实他们很清楚，他们必须继续打仗，所以就更加想好好地喘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