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死在战场”曾经把一代人推上佛兰德战场和法国战场，用今天的观点看，纳粹是一种由盲目的民族主义、青春期的渴望冒险以及基督教基要主义拼成的可笑的大杂烩。但在当时，这种不易消化的大杂烩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它不仅仅充斥在德意志帝国。喊着十字军东征式口号，年轻的男子像以前的骑士那样奔赴好人打坏人的战场。于是一次“圣战”打了起来，因为这是“自由人的战斗，是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战斗。”维克多·博施说。这位法国人不是右派民族主义者，不是反动的天主教徒，他自己坦白地说是无神论者，他是共济会成员并积极参与人权协会的工作。

坏人们待在后方，在各自的首都统治着参战国家。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或那个国家的首都，不管待在哪里，他们都远离无人区。那儿，在前线，幻想在战火中死亡，口号沉没在泥浆里，英雄主义的美梦在铁丝网上告终。能够经受无法形容的一切而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往往丧失了语言，沮丧让他们沉默。偶尔回家探亲，跟留在家里的人已不能再作正常的沟通。开战后没有几个月，他们经历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罗伯特·格拉弗尔在战后问到这种缄默的原因，他只得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解释：“这正是不正常之处，士兵们回家探亲，就6天时间吧，他们并不感到高兴。想到要跟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的人待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可怕。无法对这些人解释，没法向他们描述前线的炮火声，这种声音从不停歇，没有一刻停歇。”因此，即使在家里或者在佛兰德的圣诞节，哪怕很安静，他们的头脑里也会响起这种声音。正如埃德蒙德·布伦登所说的，前线永远也不是心脏不好的士兵待的地方。

倒是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有着共同的语言，圣诞节期间忧伤的心情促使他们互相理解。“我们的士兵其实跟德国人没有什么冲突。”萨福克郡兵团的W·N·尼科尔森上校证实说。反过来倒要操心一下，前线的士兵们可不能相处得太友好了，当然打仗时在炽烈的战火中是不会的。敌方也有一个高级军官看到了这种危险性。他用十分流利的德语说：“有时几天以后，双方岗哨间的敌意就减退了，他们甚至会交谈起来。我们现在面对如此狡猾的敌人，这种风气不能蔓延。在射程内发现的每一个敌人，岗哨都必须对他开枪。”

然而就算是根据现实情况，双方的敌意在减弱――为什么不能将小和平变成大和平呢？仅仅在西线，残杀不是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吗？遵守纪律的英国士兵不是早就理解了他们将军的战术――让他们排好队前进，这不是等于大规模的自杀吗？不是连那些勇敢的法国兵也早就充满了恐惧，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就在眼前吗？不是连嗜战的敌国士兵也早就在咒骂他们离开安全的家乡的那一天了吗？泥浆、潮湿和寒冷不是真正的敌人吗？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吗？

只有士兵们能成功地将停战维持好几天，就像索姆河畔战役后的停战那样，只有当所有的军队都像西线部队那样行动，那么所有参战国的政治家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而缔结和平。斯坦利·温特劳布补充说，1914年没有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原因是作为持久和平的结果，各国的政权就要被推翻，而这一点他们当然很清楚。不过他基本上同意英国军官尼科尔森的话：“以后，在战争中，等到再死几百万人以后，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好像战争的指挥者们也意识到了，德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部队统帅们不仅向前线的军官下达指示，在第二个战争年代的圣诞节该如何举措，并要求作执行汇报。如果1915年重新开展友好联谊活动的话，要追究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排长、每一个连长、每一个兵团指挥官都有责任制止任何微小的友好活动企图。降级和不再晋升是最轻的处罚。他们随时都有其他手段，最后还有军事法庭以及严厉处罚直至判刑等特殊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