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严厉的威胁致命性有多大，战后历史学家们都给予了证实。法国和英国在西线以害怕敌人而判处了几百名士兵，按紧急状态法处决――而搞友好联谊活动完全可以解释为害怕敌人。德国在1914和1918年之间共对50名士兵执行死刑，比利时13名。

在比利时士兵中没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应感谢他们的国王阿尔贝一世。这个聪明的国王认为，让别人去流血是一种病态。他和其他所有的总司令就是不一样，那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履行职责。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时协约国在背后蔑视他为胆小鬼。但他无所谓，因而颇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没有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他至今受到人民的尊敬。

那些赞同战争的军官被上面的威胁所吓唬，于是让他们的部下接受和服从命令，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年前也参与过和平活动、和敌人握过手，但现在成了上面的帮凶。这种行为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命令危急状态”。因此1945年以后，受指控的德军杀人犯上诉，认为他们并没有对人类犯罪，他们只是按上面的命令办事。

历史学家们却认为，不能将大战与按命令屠杀人民相比，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约翰·基根觉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只有几天时间的圣诞节前线停战，在写大战史时不值得专门为此写上几行。

用来阻止1914年圣诞奇迹重复出现的军令不是某一方某一上司个人的说辞，它们是所有总参谋部共同下达的严格命令，对和平的害怕使高级将领们联合起来，他们已不相信：在以往12个月内有所上升的敌意在交战的士兵心中仍然比其他任何一种感觉更强烈。他们曾经估计错误，他们大错特错，因为士兵们对可怕的战争之恨大于对可怕的敌人之恨。

已经接替陆军元帅弗伦奇职务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命令，对每一个出现在防卫墙上的德国人，都必须立刻开枪。狙击手和机枪手在圣诞节必须处于高级戒备状态，凡是用语言或手势与敌人联系的士兵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大部分人都严格执行他的命令。

戈登·巴伯少尉自豪地宣告，在他的战区没有一点点想搞停战及和平的企图。他部队右边的法国人整夜都在唱歌。在他的报告中被称为蛮子的德国人同样很坚定，他们在无人区花了3分钟时间短暂地见了面，但只是通过握手互祝圣诞快乐。接着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排射一个接着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只有一个例外，吃饭时我们有朗姆酒和葡萄干布丁。”

埃里希·法尔肯海因认为他说的字字都是很严肃的，是不容怀疑的：每一个离开战壕岗位朝敌人方向走去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应立即被射死。法尔肯海因似乎也要求部下，如果有和平使者来，从背后将他打死。任何与对方的接近都被看成投敌行为，梅济耶尔的德军最高统帅针对这样的行为也有恰当的对策：瞄准了打。

这些命令不仅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报纸上报道，而且是应该报道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解释一下，下达这些严格命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一解释便让所有读者都知道，1914年圣诞节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情。有人为发生在战壕里的奇迹起了一个贬义的名字“战壕里的友谊”（《慕尼黑日报》1915年1月13日），这样的友谊被作为违反战争纪律而遭到公开严厉的谴责。有人如果“企图”和敌人接近或支持这种“企图”，显然是对严峻形势的判断错误；因此明确地提醒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是很有帮助的，以免到时候不得不说“很遗憾”。

德国参谋部的军官们很清楚，1914年，除了比足球、唱歌和掩埋死者以外，还发生了什么，因此1915年12月，他们把所有的行动一视同仁地纳入惩罚：“任何与敌人友好的企图，如暗暗约定互不开枪、互相拜访、交换新闻以及重复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发生的事情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命令按谋反处置。”

从尚蒂伊的法军大本营日志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上面的人对重复和平运动的担忧，措词直截了当、十分明确，有时比德国佬写得还要直截了当。1915年12月23日第5军团下达的4569/3号命令不仅适用于圣诞节那几天，而且也适用于即将到来的除夕夜。法国士兵的一切都被禁止，灯呀、蜡烛呀、唱歌呀，都不允许。必须用持续射击压住德军阵地，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零星的小股敌人离开他们的战壕与法国士兵进行友好活动，则建议：让他们尽量靠近，然后进行拦阻射击，狙击手同时瞄准这些送上门来的牺牲品。总之，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1914年的“越轨行为”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