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加布里埃尔到达晚期病人收容所时，西山上的灌丛火还在燃烧，天空中腾起一块黄色的云。把摩托车停好之后，他进到室内。收容所是从一座两层的汽车旅馆改造而成的，有16张为得了绝症的患者准备的病床。一位名叫安娜的菲律宾裔护士正坐在大厅的桌子后面。

“你来了太好了，加布里埃尔。你母亲正找你。”

“抱歉没给你带面包圈来。”

“我爱面包圈，可比不上它们爱我更多。”安娜戳了戳自己圆滚滚的胳膊。“你真得快点儿去见你的母亲了。很重要的事。”

这里的清洁工经常擦洗地板，被单也换得很勤，可整幢建筑里还是总有尿臊味儿。加布里埃尔顺着楼梯上了二层，再沿着走廊往里去。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发出轻轻的嗡嗡声。

他进屋时，母亲在睡觉。白色的被单下，像一只麻雀那么大。不管什么时候来访，加布里埃尔总是试图记起当他们哥俩还是孩童时母亲的样貌。那时，她一个人独处时爱随口哼唱，多半是老式的摇滚歌曲，像《佩吉?苏》或《蓝色的绒面革鞋》。她最喜欢有个生日或其他什么理由来办个家庭晚会。就算他们住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她也要想方设法过好阿尔伯尔节1或其他什么值得庆贺的日子。

加布里埃尔坐在床边，轻握着母亲的手。手太凉，他握紧些。和这里的其他病人不一样，他母亲并没有带来什么特殊的头枕、靠垫或家庭照片，靠那些来装点，把这个死气沉沉的环境改造一个成小小的家。她提出的惟一一项个人要求是把房间里的电视天线拔掉，把电视机搬走。固定在墙壁上的线路像一条细长的黑蛇。每周一次，迈克尔都带一大把鲜花到他房间里来。最近一次，是三打玫瑰，一周后才谢，现在，白色的花瓶旁边还有一圈红色的花瓣儿。

科里根夫人的眼皮颤动了一下睁开了，目光的焦距对准在儿子的脸上。几秒钟之后认出了他。

“迈克尔呢？”

“他周三来。”

“周三不行。太迟了。”

“为什么这么说？”

她把手从儿子手中拿开，语气非常冷静。“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想再受罪了。这个壳我已背不动了。”

她一直是用“壳”这个字来代称她的身体的。每个人都有壳，也承载一部分叫做灵光或灵气的东西。

“你还没有那么虚弱，”加布里埃尔说。“你还不会死。”

“给迈克尔打电话，让他到这儿来。”

她闭上眼睛，加布里埃尔来到走廊上。安娜手捧叠好的床单站在那儿。“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她要死了。”

“我来换班时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安娜说。

“今晚是哪位大夫值班？”

“查特吉，那位从印度来的大夫。不过他这会儿出去吃饭了。”

“跟他联系上。请吧。要快。”

安娜顺着走廊下去了，加布里埃尔拿出手提电话，拨通了迈克尔的号码，铃响三声之后，他哥哥接了电话。他那边的环境显得很嘈杂。

“你在什么地方？”加布里埃尔问。

“躲闪队1主场。第四排座，紧挨着本垒板。没有比这更棒的了。”

“我在妈妈这儿。你得马上赶过来。”

“那得等11点了，加贝。也许还得晚些。等比赛结束。”

“不行。这事不能等。”

加布里埃尔听到那边的背景声更大了，他哥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喂……喂……”迈克尔大概离开坐席，往人少的地方去了。

“你不懂，”迈克尔说。“这可不是消遣。这是买卖。为这几个座位我花了大价钱。这几个投资人将担负我买新楼的一半费用。”

“妈妈说她今晚就要死。”

“那医生怎么说？”

“医生出去吃饭了。”

哪位球员想必是击球了，人群又开始叫喊、欢呼起来。“那就找到他！”迈克尔也提高了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