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光充满了惬意，因为那时RF分部和F分部彻底分开了，我要和很多各色各样的特工相处，其中包括极富传奇色彩的托尼·布鲁克斯。我们这些人一有空，就呆在一起。我很快就发现，克里斯蒂娜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因为我很肯定，她是为欧洲的价值观而战。克里斯蒂娜只要和她信任的上司在一起，即使条件再艰苦，她也非常忠诚，毫无怨言，但是她从不耐着性子和愚蠢的人在一起共事。这是从战场向阿尔及尔发来的简洁扼要的电报中提到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份电报。她肯定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

这种充满活力和危险的生活激励着她。然而，这是克里斯蒂娜最后一次享受这种生活了。她很快就要失去那种有男性保护的战友关系了，而这种关系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她也将失去那种作为组织一部分的安全感。虽然组织可能要她奉献生命，但组织也会照料她。当她属于组织时，组织肯定会给她提供住处、衣着、饮食，还会给她提供足够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因此，在战场上，她从来用不着担心日常生活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克里斯蒂娜完成任务之后，向阿维尼翁总部作了情况汇报，在克里伦酒店她遇到了约翰·罗珀。地方总部的几个参谋要求罗珀汇报完自己的工作情况后再离开。但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因此，大约过了一个晚上，克里斯蒂娜、约翰·罗珀和一个军官借了一辆抵抗部队的车子，驱车来到了里昂。他们从里昂搭乘飞机，经过巴黎来到了伦敦。克里斯蒂娜的几件行李被误送到了法国北部，再也没有送回到她手里。她唯一的一件行李就是一条笨重的钱包腰带，里面装满了金币，这些金币原本是要分发给那些法国马基游击队员的，但他们拒不接受。她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钱财。

克里斯蒂娜知道，在她的人生当中，这是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她带着一颗脆弱的心，孤独地离开了法国。以前她每次到伦敦，总是有一种回到安德鲁身边的温暖。这次，却没有任何人来问候她。尽管她回到伦敦的当天是星期六，但对克里斯蒂娜来说，那天晚上却非常漫长，她独自一人漫步在伦敦的大街上，身无分文。这座城市正舔抚着战争带来的创伤，一副灰白而又阴森的景象。这漫长的一夜是一次令人心碎的经历，因为就在那时，克里斯蒂娜对她即将面对的未来开始感到害怕了。她没有向她所信奉的宗教乞求帮助，原因很简单，虽然她是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徒而被抚养长大的，但是，在她承受压力的日子里，她的信仰却没有坚定到能够支撑她的地步。当她拼命地想去相信的时候，这种精神信心的缺失又为她增添了一份凄凉感。

就在这段悲凉的日子里，克里斯蒂娜再次见到了约翰·罗珀。这次重逢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更让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就在那时，”约翰·罗珀说道，“她第一次来到我在伦敦的公寓，并住了下来。公寓是我的姨妈，已故的弗伦奇夫人暂时租下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是在我们前往意大利准备执行曾一度被中断了的波兰任务之前，克里斯蒂娜和我似乎或多或少都靠这套公寓，才有安身之处。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俩一直绕到了贝克街去讨论那件事。最重要的是，在那段日子里，克里斯蒂娜和我彼此更加了解了对方。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她对男人极富吸引力。然而，在我身上，这却不是主要的一点。她的美貌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尽管这样说会让人听起来很荒诞。不过，事实上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尤其是她懂得怎样去和别人相处。她和我当时的女朋友以及我的姨妈关系都很融洽。但这种关系与对别人的关系又不一样。比如说，我家的厨师对她倾慕不已，但她对厨师的态度却只有友好。我和她之间的友情非常坦诚。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当我再也不能整个月都陪伴她时，我仍然还是把她当作亲密的朋友。我能说的就是，假如是我遇害，而不是克里斯蒂娜，那么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想她现在也仍然和我看待她一样来看待我。她的友谊是很独特的。”